偷狗、惩恶机制与乡村共同体

来源:南方都市报  发表时间:2012-11-05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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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凌晨,来自东莞的三名男子在惠阳平潭镇新岗、张新村偷抢三条狗后被村民追赶,三男挥刀对抗并沿途抢劫了一辆小车、一辆面包车和一辆摩托车,刺伤了两名协警,最终被300多村民追上暴打,其中一男被打死,一男受伤,另一男逃跑。惠阳警方称,村民打死一偷狗贼属于正当防卫还是滥用私刑,仍在调查中,尚无定论。

这是一起典型的偷狗事件,结果却是非典型的。秋冬季节一直是珠三角城市群乡镇腹地偷狗事件频发的时期,以惠州为例,惠城区水口街道、博罗县石坝镇、惠阳区平潭镇等地近两年来均有偷狗案件见诸报端。多名惠州网友披露,盘踞在东莞的偷狗团伙,跨市作案,拿着“武器”,开着车,到莞惠交界的乡村大肆偷狗,甚至公开抢狗,猖獗的程度已经影响到了当地村民的正常生活,破坏了乡村基层的安定,以至于人心惶惶,村民组织起来与偷狗团伙“作战”。

惠阳平潭镇新岗、张新村的偷狗事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一名偷狗贼在此种常态化的偷狗团伙与当地村民的对抗中丧生了。从目前披露的细节来看,无论是偷狗团伙还是当地村民都抱持着强烈的暴力倾向,可见在乡村地区,偷狗与护狗的对立已到了紧绷的地步。关于村民打死偷狗贼的性质认定,尚待警方调查,我要说的是偷狗事件折射出来的乡村惩恶机制,及其对乡村共同体重构的意义。

三名偷狗贼遭遇300多当地村民的围追,这一乡村场景堪称戏剧化。而村民对偷狗贼的拳脚和锄头暴打,无疑说明了乡村腹地一直存在着“以暴制暴”的社会惩恶机制。这是公安、法院等机关难以触及,或者说无暇抵达的地方,乡村自治于是还有许多过往“潜规则”的遗存。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单纯的嫉恶如仇的情绪以及对于法律的排拒。我们当然不能谴责村民拳头底下的正义感,但也不能任由滥用私刑的冲动压制了法律权威。

偷狗事件对于乡村的影响,目前可以确认的积极意义是,在无形中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共同体”的概念最早是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来的,其认为乡村共同体的特征是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内部成员由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维系在一起,他们有共同的善恶观念,有共同的朋友和敌人,他们中间存在“我们”或“我们的”意识。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就是共同体的写照。随着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进入,乡村共同体内部日益分化,由封闭走向开放,传统因素趋少,异质性增强,尤其是能够凝聚人心的传统习俗礼仪活动的消失,更让乡村成员相互陌生化,共同体趋于解体。集体对抗偷狗贼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集体仪式的替代,这一暴力的共同行动背后是愤怒心理,也有更为隐秘的集体狂欢动机。

总之,政府机关为基层社会普法或者引入法制观念的时候,务必尊重并融合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习惯,最理想的基层治理状态正是协助乡村社会重构共同体,达到有序的自治。因此,偷狗事件或可成为乡村良性治理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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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