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与独立报人查良镛的交往——粤港老报人杨奇访谈录

文/金羊网记者 邓琼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著名作家查良镛先生上月病逝。粤港老报人、羊城晚报原总编辑杨奇与查良镛相知相交多年。近日，杨奇先生接受羊城晚报专访，忆述两人相交多年的往事。

羊城晚报：杨老您好！查良镛先生上月不幸病逝，他的葬礼已于11月12日举行。您和他既是老朋友，又是老同行，我们很想了解你们交往中鲜为人知的故事。遵照您的意见，我们迟至今日才来向您请教。

杨奇：查良镛已患脑疾多年，以当今医疗条件难以治愈，家属至亲及好友，早有思想准备。然而噩耗传来，仍然令我深感悼惜。查林乐怡夫人请明河社出版公司的吴玉芬小姐打电话通知我，并说葬礼将采取私人形式举行。我立即写了代电致唁，请他们节哀珍摄。这段时间，我的心情都难以平静。

羊城晚报：您最后一次与查先生见面在何时？

杨奇：那是在2014年12月，我因事赴港，曾与他联系。很快查良镛社长便让吴玉芬小姐前来，把我接到他家中去。我们两个老人晤谈，自然格外兴奋。像往常一样，查良镛总是脸带微笑，态度诚恳。他的夫人林乐怡告诉我：查良镛饮食正常，睡眠安稳，只是讲话声音微弱，往往需要已照顾了他五年的护士“传话”。那一年多来，他已基本封笔，但每天都要看书。我告辞时，查良镛坚持坐着轮椅把我送到电梯前。当时我俩都已年过九十，又各居两地，真是“见一次得一次”。

羊城晚报：我们得知你们的交情，还是因为2000年5月22日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的“金庸作品恳谈会”。那次出席的有广东文艺界、出版界、影视界以及高等院校的学者150多人，查良镛先生在发言中，除了回应费勇、施爱东等人的评论外，还出人意料地主动谈到：“我和广东文艺界早有联系，尤其是和羊城晚报，关系密切，得到过杨奇先生的诸多鼓励。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向外说起。”（详见《羊城晚报》2000年6月4日报道）查先生为什么会特意这样说呢？

杨奇：那次会议上的发言我也是事后才听说，深感查良镛言重了，但这并不是他偶然说的客气话。昨日我翻阅与查良镛书信来往的卷宗，发现他在1981年10月16日托我转给《羊城晚报》海外版的信，一开头就说：“贵版拟连载拙作《碧血剑》，盛意致感。贵报前总编辑杨奇先生是我知交好友，自无不允之理……”。更令我感动的是：1988年7月我应聘到香港《大公报》上任之初，查良镛因为知道我患冠心病，体内安装了起搏器，写信劝我要保重身体，其中着重说：“惟我兄毕生劳瘁，奋力奉公，致心脏较弱，今后事当剧繁，敬盼时时以‘节劳’、‘使能’为念，不必事事躬亲，择贤而督责之，观其效否，定其奖退，总其大务而优游从事，于报社及个人，均有利乐。过去日夜不休之习惯，务请有改。忝在知交，欣喜之余，深以为念。”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各界朋友对我关心、帮助的很多，有着查良镛这样一位党外朋友，怎能不令我感到快慰！

壹

从彼此神交到坦诚深交

羊城晚报：那么，您是怎样交上这位党外朋友的？

杨奇：查良镛是在1948年从上海到香港《大公报》任职的。那时候，我已在香港《华商报》工作。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我与《华商报》同仁一起到广州创办《南方日报》，直至1958年他来到广州，我才有机会同他晤谈。当时他已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还未创办《明报》；他这次访问广东，双方约定，不作公开报道。应该说，我和查良镛是从彼此神交，直至1978年我再度回到香港工作之后，才逐渐成为知交好友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是从神交到知交呢？

杨奇：那是跟我和查良镛都热衷于办报有关。从我这方面来说，当初筹备创办《羊城晚报》的时候，看到香港《新晚报》先后刊登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甚受读者欢迎，因而决意邀请省文史馆的胡希明先生撰写《红船英烈传》，从创刊之日开始连载；后来又约《新晚报》总编辑罗孚撰写了国际时事的《新三国演义》，也都一炮打响。从查良镛方面来说，他在1959年与沈宝新创办《明报》后，天天看内地出版的报纸。由于《羊城晚报》敢于摆脱当时党委机关报那套办报模式，敢于吸取我国报纸既有社会新闻又有副刊的传统，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同时期全国的其他报纸不同，因而也就特别留意。因此当我与查良镛第一次见面时，他便对我说：我经常看《羊城晚报》，想不到你们能够出版这样一张报纸。

《明报》最初只是四开四小版的小报，内容主要是连载他写的武侠小说，以及趣味性文章，很少新闻信息，我当时对它还不是很注意。后来《明报》改为对开四版，并且逐步扩张，增加了本港新闻和国际国内电讯，才逐渐成为香港大报之一。查良镛写的社论，不止文笔简洁，而且很有个性，深入浅出，言之有物，既不受“起承转合”的约束，更没有洋八股的味道。我认为：整体来说，《明报》是一张“文人论政”的报纸，值得学习和借鉴。所以，在上世纪中期我还身处广东之时，与查良镛就已互相欣赏对方所办的报纸，这就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基础。

羊城晚报：查良镛毕竟是无党派的独立报人，您却是中共在香港代表机构的干部，这又怎么会成为“知交好友”的呢？

杨奇：这就得扯远一些。“文革”过后，急待拨乱反正。1978年，当我再次返回香港工作之前，曾经听过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所作的《关于当前形势与华侨、港澳工作的报告》。廖公列举种种事实，尖锐地批判极“左”路线把港澳工作几乎搞垮了，一再强调“必须采取措施清除极‘左’的流毒”。因此，我到香港之初，首先对香港的文字传媒状况做了调查，知道中文的日晚报有五十多家，期刊有近四百种。由于受到“文革”和“反英抗暴”影响，文汇、大公、新晚、商报、晶报等中资报纸销量大幅下跌，在500万人口中的覆盖面不到百分之十。这使我感悟到：在香港做宣传工作，光靠中资报纸作为主力军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团结友报，形成主力军与同盟军协同作战，才能使各个阶层的香港同胞了解中央改革开放的新政策。于是，我走访了各家报社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星岛日报》的周鼎、《华侨日报》的何建章和李志文、《成报》的何文法和韩中旋、《明报》的查良镛、《快报》的邝荫泉、《新报》的罗斌，以及在“反英抗暴”中被港英逮捕坐牢的《香港夜报》的胡棣周、《田丰日报》的潘怀伟等人。

约见查良镛非常顺利。我是依约前往北角半山云景道登门拜访的，寒暄过后，我就对查良镛说：“大家喜欢你写的武侠小说，我却更加喜欢你写的社论。今人写古事，文人写武功，固然很不容易；而你的社论，褒贬时事，实话实说，立论持平，一针见血，更是难能可贵。”查良镛回答说：“我主要是办《明报》，写武侠小说是副业。”他还告诉我：自己白天在家写武侠小说，夜间在报社写社论，已经成为生活习惯了。我们两人谈起办报，很快就取得共识：报人必须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必须客观真实，社论必须公正持平，推动社会进步，决不可把报纸办成危害公共利益的工具。

初次见面，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告别时，他把自己的专用电话号码告诉我，并说可以随时找他。从此之后，我和查良镛就经常有交往了。难得的是，我们彼此都能坦诚相待。

贰

从敢于批评到敢于赞扬

羊城晚报：查良镛明知同您交往以及后来同新华社社长的交往，就是同中国共产党交往；可是，我们也知道，在一段很长时间内，他写的社论经常批评共产党，与香港中资报纸有所对立。这二者并行看上去令人不好理解。

杨奇：我认为，看一个人，要历史地全面地看。我们看到，《明报》创刊初期，查良镛曾经声明：本报“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也不骂苏联”。他在社论中曾经多次赞颂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蓝图。只是到了1959年8月庐山会议时，彭德怀被诬指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反党，并被撤销国防部长的职务，接着全国还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才使得查良镛大为不满。他于是在《明报》上一再赞扬彭德怀实事求是、爱国爱民，《明报月刊》上还发表长文，称誉彭德怀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在抗美援朝中的贡献。查良镛这种独立思考、敢于发声的精神，受到香港广大知识分子的赞赏，却被当时一些内地人士视为大逆不道。

1962年广东出现了群众性的大逃亡现象，一些群众涌到深圳，翻山越岭，冒险游泳，偷渡前往香港（据香港官方统计：从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中，除了合法办证移居香港者外，逃往香港的内地居民总数在60万人以上）。对于这种现象，香港中资报纸当然不会发表，而查良镛的《明报》却连续报道，这就形成了明显对立的状态。

更为激烈的对立是：1967年5月，香港新蒲岗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政府滥捕滥杀工人，激发起全港性的“反英抗暴”斗争。中资报纸理所当然地站在“反英”一边，《明报》则态度鲜明地支持港英当局“镇暴”，因而激起爱国人士愤怒和仇恨。《明报》社收到过土炸弹，查良镛则被人骂作“豺狼镛”，列为“斗倒斗臭”对象，以致有一段时间港英警署要派员二十四小时保护他。

羊城晚报：这种情况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改变呢？

杨奇：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神州大地开始清除极“左”路线的流毒。查良镛和《明报》也就不再被指责为“反共反华”了。内地实行改革开放后，查良镛真心实意地在《明报》撰写社论表示支持，这反而使得有些读者觉得《明报》变了，甚至有人骂他“转呔”（编者按：此为粤语，即“转动方向盘”之义，引申为转向）。查良镛不为所动，对到访记者说：“我们讲真话的方针没有变，变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不对时我们反对，他变好了我们自然赞同。”

叁

从敬佩邓小平到拜会邓小平

羊城晚报：1981年查良镛到北京拜会邓小平一事，当年中外舆论反响很大，您能谈谈事情的背景吗？

杨奇：“文革”中，邓小平几经打击，两次复出，又两次被打倒。在言论高度自由的香港，查良镛一再撰写社论，强烈抨击“文革”的种种倒行逆施，并且为邓小平鸣冤叫屈。他称赞“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真令人敬佩”，还预言“人心所向，邓小平终将东山再起，重返权力中心”。

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在党政军所担负的一切职务，中国历史从此进入新纪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带领濒临经济崩溃的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光明大道，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查良镛在《明报》社论中写道：“邓小平有魄力、有远见，在中国推行改革，令人佩服。真正的英雄，并不取决于他打下多少江山，而看他能不能为百姓带来幸福”。

当我看到《明报》这些社论之后，又到查良镛家里，就国内时局问题同他交换意见。查良镛对我说，相信邓小平会带领中国走向美好的明天，并且明确表示：“我一直佩服邓小平的风骨，如果有机会到内地，最想访问的就是邓小平。”我知道查良镛并不是随便说的，所以，当天晚上我便向港澳工委作了汇报，并随即为工委拟了一份电报，发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抄报港澳办。很快，就收到中办复电，说邓小平愿意与查良镛见面。于是，我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正式邀请他及其家人到北京拜会邓小平，并且可前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参观。几天后，我便和他商定了访问日期和细节，并告诉他将派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部副部长韩力全程陪同，查良镛表现得非常高兴。

羊城晚报：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经过怎么样？

杨奇：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查良镛和他的夫人林乐怡以及儿女两人。一见面，查良镛便对邓小平说：“我一直很仰慕您，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很荣幸。”邓小平一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你的武侠小说我看过，我也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呵！”邓小平自己点烟时，还抽出一支递给查良镛，这一下子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接着，邓小平告诉查良镛：“上个月，我们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们国家今后主要的任务就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在会见临近结束时，邓小平主动提到1950年浙江省土改和镇压反革命中错杀了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之事，查良镛说：“人死不能复生，我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中的悲剧，我也渐渐淡忘了。”当晚，新华通讯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播放了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新闻报道，立即引起香港和世界各地新闻传媒的极大关注。

查良镛随即参观访问了北京、四川、新疆、内蒙古、上海等省区市以及长江三峡，历时33天之后回到香港。随后，《明报月刊》九月号发表了一篇《查良镛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以及通讯《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他写了一封信给我表示感谢，信中说：“此次赴京及全国各地访问，一切均照吾兄事先组织安排，顺利无比。韩力兄妥善引导照料，各地旅行社赐予最佳待遇，弟及家人均感谢之至。”

肆

从独立人士到议政人士

羊城晚报：查良镛作为一位独立报人，怎么后来会热衷于参与回归前后的香港的政治生活呢？

杨奇：查良镛拜会邓小平之后，同香港新华社的交往更多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香港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时期；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便成为过渡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由国务院港澳办主持，成立一个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来做的。在酝酿香港方面委员名单之初，香港工委要我去征求查良镛的意见，但查一再推辞，认为不便参加。

后来，我告诉查良镛：“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大约有五六十人，其中香港方面的委员有20多人，大多数是中间的持平人士，不仅有包玉刚、李嘉诚、霍英东、安子介、查济民、黄丽松、马临，还有佛教联合会会长释觉光法师、圣公会港澳教区邝广杰会督也应邀参加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也参加，应该不会引起误解。”查良镛听后稍加思索，便说：“那好！我乐意参加。”

1985年6月1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同年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香港的23名委员同内地的36名委员一起，共同筹备起草这部庄严的大法。经过五年的充分商量、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终于在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查良镛在参加起草委员会期间，还担任了政制小组的负责人，真可以说是“全情投入”，他为此减少了在《明报》集团的工作，连《明报》社论也让别人写了。基本法中关于香港的行政长官由香港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规定，就是查良镛首先在1988年12月提议的。

查良镛后来还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对记者明确表示，自己在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过程中，同北京的委员以及内地的官员不断交换意见，感觉到：中央在保持香港的社会制度、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期望香港长期稳定繁荣这个问题上，态度是与香港人的愿望完全一致的。

香港回归祖国后，有人问查良镛：“你作为一名‘持平人士’，自称是‘独立报人’，为何又参与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不是参政了吗？”查良镛回答说：“我参加基本法起草工作，是一种社会服务，这和我过去参加香港政府的法律改革委员会，以及担任廉政公署的社区关系委员会成员一样，都是为了服务香港社会。”他还对记者说：“我是学法律的，既然香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只有抱着回报港人的心态参与了。”

伍

从创办《明报》 到出售《明报》

羊城晚报：如前所述，您与查先生的交往是从办报开始，逐渐成为了知交好友。那么从朋友的角度，您是否了解《明报》是如何从站稳脚跟然后发展成大报的？

杨奇：我认为，1962年是《明报》重大的转折点。查良镛开始一方面发动武侠小说的攻势，每天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另一方面，他大力加强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报道；并且自己动手，天天写一篇社评。

这一年，《明报》的编辑方针也日趋明确。例如，6月开设《自由谈》副刊时，查良镛提出“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方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容乃大，就是可以容纳不同观点的文章，无论是反共或者拥共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无欲则刚，当然不等于完全没有欲望，比如希望读者多、广告多，这是正当的欲望，但绝不能利用报纸实现私人非法的欲望”。又如，查良镛在7月16日社评中说：“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后来，他对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解释说：“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忠实的报道，根据理性作公证判断和评论。”《明报》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受到中间状态的广大读者欢迎。

羊城晚报：关于他“有容乃大”编辑方针，可否请您举些事例说说？

杨奇：在《明报》副刊上，有个“哈公怪论”专栏，几乎是天天骂共产党的。哈公者，真名许国，他惯常以嬉笑怒骂的文字吸引读者。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对香港记者直斥此前某些人“可以不在香港驻军”的说法是胡说八道，事后这位哈公立即写了一篇《八道胡说》攻击邓小平。查良镛看大样时把这篇文章抽起，引起哈公罢笔。有人因而质问查良镛，是否违反“有容乃大”的原则，查良镛回答说：“你可以写文章骂当局，但要理性，而不可以粗言秽语咒骂国家领导人。”后来，《明报》开设了《自由论坛》版，“哈公怪论”又再出现。1987年2月，“哈公怪论”又出问题，查良镛以“明报编辑部”名义逐一作了说明，“哈公怪论”从此消失。

在《明报月刊》上，“有容乃大”的编辑宗旨则更加明显。台湾学者余英时在该刊发表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等两篇长文，认为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广东研究陈寅恪诗文的学者冯衣北（笔名）的注意，他连续写了《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对余英时的论点予以辩证的驳斥。冯衣北这两篇文章是由我转交给查良镛的，都刊登出来了。由此可见，只要是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文章，查良镛是有兴趣发表的。

羊城晚报：但前面您也提到，在“文革”期间，查良镛写了大量社评，对中国政局的批评往往异常尖锐，对此应怎样看待呢？

杨奇：查良镛自认跟“文革”对着干，反而使《明报》的销数不断增加。北京批斗吴晗、邓拓、廖沫沙、周信芳，广东红线女、秦牧等人挨整，查良镛都写社评仗义执言。《明报月刊》更是转载“三家村”的文章，附送《海瑞罢官》的剧本。总之，他对中国文化的遭殃表达出无比的悲愤，因而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明报》和《明报月刊》的发行量不断攀升，到1989年创刊30周年时，《明报》的发行量已扩大了25倍，日销量超过20万份，达到《明报》历史的高峰。

但也应该看到，查良镛对中国政局的评论，在“文革”后期已逐渐有所变化。例如，1972年中日两国建交、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他写的社论都是肯定的。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对此事不喜。”

羊城晚报：查先生如此热衷于办报也善于办报，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正当《明报》如日中天之际，把《明报》集团出售呢？时值香港回归前夕，此举有深意吗？

杨奇：那个时候，《明报》的销数不断增加，利润大幅上升，这引起了外资的兴趣。查良镛告诉我：早在七十年代初，《南华早报》就曾提议与《明报》用交换股票的方式合作，互相成为双方的股东，同时由查良镛担任《明报》永远社长，办报方针立场不变。当时，查良镛正在考虑写完《鹿鼎记》就“封刀”，不再写武侠小说，以便全力办好《明报》，另一方面也担心此举会引起外界误会，因此婉辞终止了洽谈。

羊城晚报：为什么后来查良镛舍得把自己付出全部心血培育成功的企业卖掉呢？

杨奇：我认为有三点原因：

（一）明报集团上市之后，查良镛个人的财产至少有6亿港元。他创作的十五部武侠小说，不仅多次印刷发行，而且一再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每年都有可观的版税收入，晚年的生活无忧无虑。

（二）年纪大了，感到疲倦。查良镛1995年心脏做过搭桥手术，医生劝他节劳。查良镛自己说，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总是做成一番大事便遁迹江湖，生活归于平淡，他也很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三）过去每天写武侠小说给报纸连载，事后总觉得有些细节不够妥善，需要有较充裕的时间对十五部小说加以修改补充，以便传诸后世。另一方面，他过去忙于办报，没有时间好好读书；退休之后，便可以攻读中国历史。

你看，查良镛出售《明报》之后，尽管已经荣获剑桥大学颁发荣誉博士的名衔，但他还是前往英国剑桥大学，用了两年时间，攻读《初唐的皇位更迭》，终于在2006年完成硕士学位的课程，接着又在2010年9月完成《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的博士论文。看来，查良镛那时真的是想读书自娱呢。

羊城晚报：谢谢您谈了查良镛与您交往的许多逸事，为历史提供了可信的史料。最后，我们希望您谈谈对他的评价。

杨奇：概括地说，查良镛既是驰骋江湖的“武林高手”，又是褒贬时政的“报坛奇才”。

杨奇简介

杨奇，1922年生，广东中山人。1940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粤港著名报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东江游击区任《东江民报》主编、《前进报》社长，抗战胜利后返香港创办《正报》、任社长，后改任《华商报》经理、代总编辑等职；1949年10月任《南方日报》副社长，1957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并长期担任总编辑。1978年重返香港，历任中央驻港代表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秘书长。1988年接任香港《大公报》社长，1992年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