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面对面】司法局前局长48岁辞职当律师，来听听他的心路历程​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谭铮

图/视频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谭铮

一个装有民法典的双肩背包，一双运动鞋，一件白衬衫——48岁的王学堂辞职当律师后保持了当司法局局长时的“轻装简从”。

9月18日将是王学堂拿到律师执业证满一个月的日子。近一个月里，他还没有接到一宗案件。

“当我辞职时，一位同事微信上说‘堂哥，你做律师会不会吃不上饭？’现在终于知道揾食是多么不容易了。”不过，他又对记者说，这并未超过其预期，“因为我对这个行业非常熟悉，我不过是在谋划走专业化道路，所以不接自己不专业的案件，而且第一宗案件总得要有点影响力和纪念意义。”

王学堂辞职受到瞩目的原因，是他此前曾任佛山市禅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且是普法“大V”。2016年，他被中宣部、司法部评为2011—2015全国法治宣传教育模范个人；2019年12月，他被评为司法部“新时代司法为民好榜样”。

从昔日的司法局局长到今天的法律“个体户”，从过去的“甲方”到如今的“乙方”，王学堂把人生下半场的这场职业转换比作“重换跑道重新出发”。

王学堂接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专访

“当局长工作不轻松”

羊城晚报：您什么时候有辞职的打算？

王学堂：辞职的想法有过好多次，毕竟这是个人才流动的大时代，并不是因为不开心或其他原因。如果一份工作每天总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这种生活对我这种“不安分”的人来说就难以忍受，我喜欢挑战、喜欢激情，希望能不断丰富自己的人生和阅历，为此我当过法官、政府公务员，现在水到渠成地做了律师，这是辞职的第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过去的工作很忙很累，没有时间让我坐下来认真思考。实话说，我有时候很羡慕我的同事们，因为他们有时间去听个法律讲座，而我就不行。我希望辞职后能有时间多写点东西，“立德”“立功”的同时“立言”，不负韶华，不负人生。

羊城晚报：很多人或许认为，司法局局长是领导，工作也这么累吗？

王学堂：现在的公务员绝对不是“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悠闲生活，当一把手的压力也非常大。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追求极致，做什么事都想做到最好，当局长也是这样，但对我来说能力毕竟有限，半年时间头发就白了一半，不做局长一年后才恢复过来。另外，做局长时，我非常小心谨慎，就怕因为自己的疏忽给组织、给单位、给自己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样的感觉非常不爽。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25年公务员，体制内能做的事我都尽力了，比如规范性文件审查、行政复议改革、法律顾问等工作，我敢说我领导的法务团队放在全国都算是比较优秀的。

但还是有很多事我很难做到，例如近年新出来的法律法规很多，像去年就有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在内的4部法律法规“上新”，我很想学习，但我要抓管理、抓业务、抓队伍、抓协调，时间有限，就怕自己喜爱的法律变生疏，于是就萌生了退意。

今年疫情来临，突然启发了我，我感觉人生短暂。如果不出来“闯”一下，我死的那天可能会后悔，本来有个机会在我面前可我没有珍惜。而走出来了即便不成功，但尝试过了我就不后悔。

羊城晚报：以前是“官”，现在自己出来搵食，心理上会有落差吗？另外，48岁出来，家里人同意吗？

王学堂：要说一点落差没有也不客观。家人开始也不理解，因为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还得为家人、为社会而活，但最终和家人反复沟通，征得了家人同意和理解，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追求什么。

羊城晚报：有人猜测，您是不是为了钱而出来当律师。

王学堂：许多人是这样想的，我也理解，追求财富并不是过错，毕竟现在不是越穷越光荣的时代，但君子爱财生之有道。于我而言，我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像我身上的物件，眼镜200多块钱、手表100多块钱，我追求极简。我的梦想是做些有典型意义和价值的案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实现自己作为法律人的价值，这就够了，当然如果能顺便赚点钱养家糊口那当然就更好了。

“生活中我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

羊城晚报：从体制内出来，回过头来，您怎样看待培养您的体制？

王学堂：心中永远充满感激。如果没有40年法治建设的时代洪流，我学法律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我1991年考入西北政法大学，这是我法治理想启蒙的地方。我性格比较耿直，法律非黑即白的特点很适合我，我也很庆幸在法治岗位上工作了25年。我的所学、我的爱好与我的岗位有幸融合，这是人生最大的幸运。

我也一直很感激这个时代，正因为有这样的时代，一个人才可以有多种选择。我刚参加工作时，我的信箱是“青州法院王学堂”，当时我认为我会在这家单位干到退休。但最终，我通过法官选调到了佛山，从一个农家子弟到当上了区司法局局长，在靠自己努力的同时，不能不感谢时代、社会、人生给了很多机遇，感谢广东包容、开放的良好政治风气。

羊城晚报：怎样理解这种包容、开放的政治风气？

王学堂：比方说，我在区政府法制办当主任期间，在区政府面对重大决策时，我要把好“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查”中的“法制关”。这要求我：敢于说“不”、善于说“行”。为此，我经常发表些不同意见。要知道，在决策层面，敢说“不”有时还是不容易的，但现在都在建设法治政府，各部门注重听取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所以我在禅城从事法治工作如鱼得水，也得到区领导肯定，老百姓的认可和许多法制同行的认同。

羊城晚报：您当法制办主任时，出庭应诉的次数很多，似乎很喜欢这种直接跟群众面对面的方式？

王学堂：我每年去法院开庭有十多次吧，我始终觉得法庭是法律人的主场。我去开个庭，代表政府和老百姓对话、沟通，这是我能够做到的。每位老百姓告政府，我出庭时都会为他选择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这条路而点赞。因为这是一条法治路，老百姓没有选择上访或暴力的方式而是选择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所以会感谢他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思维是政府公职人员必备的思维方式。

羊城晚报：这种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您自己的影响有多大？

王学堂：我在生活中“学以致用”。这么多年，我无论是开办博客、微博还是微信公众号，都在传播法治常识。这些年，面对讲课的邀请，我总是欣然前往，甚至“自带干粮”，我认为传播给别人知识，哪怕自己有一句话启发了别人，或者别人记住了你说的某句话，那么你就影响了他，传播法治的快乐高于一切。

生活中，我也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2019年6月的一天清晨，当时我是区司法局长，从廉江扶贫点看望扶贫干部坐火车到达佛山火车站时，有个人在广场上倒车，另一辆车挡住了他，他就跑过去叫对方挪车，对方不挪，然后那人倒车时不小心将车撞到了电线杆，两人发生口角差点打起来。这一幕正好被我看到，我就走过去，说我是学法律的，在评判是非的基础上，一番调解后把他们劝开了。来接我的同事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说，这个（司法局长调解民间纠纷）拍成片子估计能成为“爆款视频”。但我认为，我们做这种事是一种情怀，每个法律人“多说一句多管一嘴”，可能就把一宗矛盾化解了。

“在法治的田野上换了条跑道”

羊城晚报：您拿到律师执业证后，我们注意到网上有些质疑的声音，认为您没有经过实习就直接拿到证。

王学堂：我也看到了，没有回应，也不想回应，容忍别人的批评应该是法律人所能承受的。别人说你没穿内裤，你难道真把裤子脱掉给他看？！

其实是他们没关注到相关规章和法条。司法部《公职律师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担任公职律师满三年并且最后一次公职律师年度考核被评定为称职的人员，脱离原单位后申请社会律师执业的，可以经律师协会考核合格后直接向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申请颁发社会律师执业证书，其担任公职律师的经历计入社会律师执业年限。”我2010年在法制局工作时就经过实习培训、面试、考核等程序后成了岗位公职律师。

羊城晚报：辞职后，如何适应从官员到律师的转变？

王学堂：我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官员，因为“打好这份工是我一直的心态”。如果说官员，我也认为自己只有对上服务领导、对内服务于行政部门、对外服务于群众的服务职能。所以我的手机号码在网上都是公开的，我也欢迎大家对我本人、对我负责的工作提意见和建议。我不过是因应时代，既然时代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就好好干。

今后，我将致力于做一个“专业、专心、有情怀”的律师。多年来，我对法治政府建设情有独钟，原来在体制内解决了所在区域内的一些问题，当律师后就可以处理更多、层面更广的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问题。

羊城晚报：常言道“五十知天命”。快要迈入“知天命”的阶段，您对过去的自己有什么想说的“告别辞”？

王学堂：人生不就是一段段的过往嘛。所有的过往都是经历，就像坐火车一样，每经历过一段，就有一段不同的风景。当你走到一个新的起点，回头看时，就会发现其实自己在一路向前。

我一直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奋斗路上不懈奔波、拼搏的农村孩子，我曾写了本书叫《围着老家转圈》，每次回到农村老家，都会在年幼时走过的田野上徘徊、转圈。而现在，我不过是在城里，是在法治的田野上换了条跑道继续向前奔跑。

【人物名片】

王学堂，1972年2月生，山东青州人，现任广东盈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律师。他1995年7月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系，1996年考取律师执业资格，毕业后曾在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工作，2007年后担任禅城区法制办科长、副主任、主任等职。2019年2月至8月任禅城区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2019年8月后在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直至今年7月自愿辞去公职。作为一名法律人和学者型官员，王学堂身体力行普法，在开办的普法微信公众号“法律学堂”上，坚持每天写作一篇普法文章，至今已有六年多。

作为一名法律人和学者型官员，截至目前，他出版了《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工伤，伤不起》《离婚为什么》《历练：基层政府法制人成长日志》等6本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