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市民拥有“两个年龄”，麻烦事不断……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通讯员 韩丹茜 林兰

为什么退休金领取可以以户籍档案登记出生日期为准，申领独生子女奖励金就不行？一直怀着这个心结的陈某某在广州市检察机关的帮助下，终于想通了。

2019年，真实年龄已满55周岁的陈某某凭借户籍档案登记资料顺利办理退休手续，开始领取退休金。不久，居委会张贴广州市独生子女奖励金的申领通知，她已年满55周岁且只生育一子，符合通知要求，便到居委会申领该奖励金。不曾想，当工作人员将其资料录入相关操作系统时，却弹出其尚未达年龄，不符合申领条件的提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还得从陈某某有“两个年龄”说起——

20年前，男友的家人嫌弃陈某某年龄比男友大，因此反对他们的婚事。为了爱情，陈某某向户籍地公安机关提出将身份证出生日期从1964年更改为1966年的申请，由于当时身份证信息登记管理制度尚未完善，陈某某很快就拿到记载年龄比实际年龄小二岁的居民身份证，随之便与男友顺利完婚。

办理领取独生子女奖励金申请的工作人员向陈某某解释，申领独生子女奖励金的相关操作系统是以与公安机关数据共享的身份证记载出生日期来确定是否年满55周岁的。同样系政府机关的福利政策，为什么退休金领取可以以户籍档案登记出生日期为准，独生子女奖励金就不行呢？陷入执念的陈某某开始走上维权的信访之路，无论是街道、区信访局还是市两级卫生健康局，她跑了多个部门投诉无果后，向广州市黄埔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复议结果维持区卫生健康局不符合申领条件不予发放的决定。

陈某某无法接受复议结果，正准备提起行政诉讼的时候，听说检察机关有行政检察职能，可以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2020年8月，她踏入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的12309接访大厅。由于该案涉及广州市两级卫生健康有关部门的行政行为，广州市检察院与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启动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模式介入监督。

“知道是广州市两级检察院一起办理我这申诉案的时候，我心里踏实多了。”事后陈某某对广州市检察机关的这一办案模式表示认可。

当时正值全国检察机关在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专项活动，对于已建立联合调处机制的地方检察院可以探索在行政复议阶段参与行政争议化解。2020年8月间，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与广州市黄埔区司法局通过联签《行政检察与行政执法监督协作机制（试行）》文件的形式已建立了行政复议联合调处机制。

为此，在广州市检察院的指导下，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对陈某某申诉案正式立案监督，并展开充分的调查核实，最终查明虽然户籍材料能证实陈某某的真实出生日期为1964年9月3日，到2019年9月4日已年满55周岁，但由于其居民身份证上记载的出生日期为1966年9月3日，根据《广州市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关于“奖励对象的出生日期以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为准”的规定，截止至2019年9月4日其尚不符合申领条件。特别是因早期居民身份证制发不规范，身份证记载出生日期与实际出生日期不一致的现象并非个例，上述政府规章的规定才明确确认出生日期的统一标准。而广州市黄埔区卫生健康局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并且向陈某某释明可以向公安机关申请并更正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后再提出申请，并未侵害到陈某某依法享有的合法权益，故该局对陈某某不予发放独生子女奖励金的行政行为于法有据，并无不当。

案件事实清楚，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案结事了，凭着办案经验，经办检察官们清楚，要让陈某某理解并接受这一结果还得下功夫。

正如检察官所预料的，检察机关的一纸不予支持监督申请的决定，没有完全化解陈某某的心结。为此，广州市两级检察院的经办检察官专门约见陈某某，从政府规章相关条款制定原意出发，耐心细致地向陈某某解释卫生健康局严格申领操作规范的可取之处，并建议其可以通过换领居民身份证的方式实现权益。

“政策的制定需要有配套的严格操作规范，作为公民自身也要自觉遵守国家身份证信息登记管理制度。”听着检察官耐心真诚的话语，看着检察官摊在桌面的一份份调查笔录，望着检察官温和恳切的目光，陈某某心中的执念一点点地消散了，当场表示不再信访申诉。

至此，一起“潜在之诉”得以成功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