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大海 实习生 郭妍欣
晚清变局迅猛,不少人被动接受大潮影响、随波逐流,以为学习西方技术便能稳固国体,而惠州士人江逢辰却快人一步,一眼看出国家变革之途在法不在器。
惠州市岭南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说,江逢辰认识到,光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不够的,造成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是专制的政治制度、腐败无能的政府和紧抱既得利益不放的官僚权贵集团。
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外,还必须充分了解和吸纳西方的政治文明和思想文明。何志成说,江逢辰与张之洞有过颇密切的交往,并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和照拂。“他的这些认识,似乎是受了张之洞‘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等思想观点的影响,在当时是很大胆也是很先进的。”
“江逢辰是一个对不平的社会现实充满批判精神的诗人。”何志成说,江逢辰早年创作有一组近乎白话体的刺世诗,如《官征粮·悯无辜也》,刻画了贪官墨吏强征暴敛、残民自肥的丑恶嘴脸;《仓生草·著贪赎也》揭露了“官仓老鼠”监守自盗、化公为私的无耻行径。甲午战争后,在京师任户部郎中的江逢辰却“独居职,终日忧愤,咯血盈斗”,心胸“伊郁而恒不自解”。
“然而,痛心疾首的同时,江逢辰没有坐以待毙,反而责问自己能出什么力,所谓‘不能执殳讨凶逆,读书万卷究何益’?”何志成表示,次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江逢辰就向朋友倾诉心声,表示对清政府已完全失去信心,毅然辞官归里,另谋大事。
“江逢辰辞官出京,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透露出惠州士子在晚清大变局中开始与旧时代决裂的历史信息。”何志成说。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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