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脉·杂谈】​梁启超与学制之变：“女子教育”突破千年旧制走向现代

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现代社会里，男生女生在一个校园里平等地接受教育，没有人觉得不妥。然而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实现“男女教育同权”这一步，也才不过短短100年时间。

在中国古代，女子没有入学读书的权利。尽管也出过一些大才女，如班昭、蔡琰、谢道韫、李清照等，但她们是特殊家庭环境造就的，对普通女子来说，鲜有受教育机会。

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男子教育史。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不收女生。古代少数中上流女子所受的“女学”教育，也仅限于在家庭内，成为“闺塾”。

历史到了近代，“千年大变局”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危机。但西方文化的涌入，客观上给女子教育的变革带来了机会。终于到1922年，一扇大门豁然洞开，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男女同校读书，教育的全新时代来临。

在此之前，教育的近代化也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整体来说，从“女学”发轫到学校放开，有两方面力量在推动：一是西方传教士，二是维新运动者。前者最早启动，后者将外力内化，变成了中国社会共识。

传教活动和战争一样，客观上促进了技术、文化和观念的传播。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为使宗教观念落地生根，采取了很多种方式，办教育就是最常用的一种。

中国第一个教会女校是英国传教士爱尔德赛在1844年创办的宁波女塾。随后，185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夫人以利莎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1864年以利莎又在北京创办了贝满女塾。

据统计，至1907年，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女子学校达到428所。

西方人带来的女学教育持续冲击着中国人。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女学》一文，他大声疾呼：“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他将发展女子教育提到了“强国保种”的高度。

次年，在经元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持下，中国人创立的第一个女校“中国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在上海开办，谭嗣同、张謇、黄遵宪等都慷慨捐助。

在维新运动者为女学鼓与呼的时候，保守势力以“有伤风化”为由力阻变革。就连观念相对开放的革新名臣张之洞也很谨慎，他忧心忡忡地说：“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且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行择配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

尽管阻力很大，但潮流一开，已然势不可挡。至1909年，全国入读女校的女子人数超过6.5万人。“女学生”成为一种风潮的代名词，女校每有运动会、毕业礼等，都受到社会关注，观者云集，媒体也竞相报道。

顺应大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正式承认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但承认的只是中小学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四年制，可以男女同校；并可设立女子中学、女子师范等。

女子教育放开的步伐在加快。创办女子高等教育也成了大势所趋。早在1905年，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大学——北平协和女子大学已开始招生。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高等部成立，1919年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大学。

进而，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同年，北京大学也对女生敞开大门。随后，30多所国人自办的大学开始兼收女生。

这些高校的不断尝试与推动，最终迎来了教育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92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规定学校招生不再有男女差别。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就这样，在近代大变局中，在内外因素的合力推动下，中国的女子教育迅速实现了机制变革，以全新的面貌走向了现代。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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