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堂跟进汕头埠——以汕头诚敬善社为例

汕头人的慈善爱心，可以说是远近驰名的，这是一种优良的品德。当爱心在汕头人心中荡漾之际，我们充分体会到了幸福汕头的文化内涵。回眸那些远逝的岁月，流光碎影，汕头人的乐善爱施有着深厚的传统，我们从汕头埠当年发达的慈善事业中，可以感受到汕头人爱心的阵阵春风。

潮人乐善好施。汕头开埠，慈善业也跟进汕头埠。汕头1860年开埠，1887年就有潮汕热心人士选址在外马路创办同庆善堂（现为外马路第三小学），此后相继创办的善堂（善社）有同济（1897）、存心（1899）、延寿（1905）、诚敬（1919）、合敬（1922）、慈爱（1932）、诚心（1934）、养莲（1934）、修德（1934），其中存心、诚敬、诚心、慈爱、延寿被社会称为五大善堂（善社），这主要是从规模、影响力诸方面去综合评价。此外，引进汕头埠的天主教会、基督教会也从事慈善工作。

1934年，汕头埠人口19万多，1949年增至24万多，20万左右人口的埠头，就有10来家善堂（善社）和一些教会团体开展慈善事业（当然，他们的工作范围辐射整个潮汕地区），可见旧时汕头埠的慈善事业的发达。

调查旧时汕头埠的慈善事业，以汕头诚敬善社为例。这是一个有百余年历史的慈善机构，很能说明问题。现位于光华桥旁的诚敬善社，旧址在民族路（旧称新马路93号），即旧红砖楼（今金凤坛）的西南角，旧称“汕头诚敬社”，地盘很广，有医院，也有学校，还有灭火局，儿童教养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物产早已无存，老地方已拆建。现在的诚敬善社，是1996年由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接承“老字号”重新创建的，全称为“汕头市金平区诚敬善社福利会”，地盘只有旧址的几分之几，但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扶贫济困的慈善宗旨。

诚敬善社的历史，颇能说明旧时汕头埠的慈善事业的情况。换言之，可以窥斑见豹。笔者将其分为五个小标题来说——

让孤苦儿童得到教养

诚敬社一直把救助孤苦儿童作为济世宗旨，特别关心贫苦儿童的前途，他们创办了诚敬善社义务小学，能同时免费接收400多名贫困儿童接受教育。校址在诚敬右巷。校长李伟明是诚敬社总理李粟珊（大同游乐园的老板）的儿子，他也学父亲做善事，不取一点报酬为这所学校服务了几十年。教师大多也是义务兼职的，有几位主要教师，必须全身心投在这学校，他们领取的报酬也是仅够糊口而已。

诚敬社办了一所孤儿院，但不叫孤儿院，叫“儿童教养院”。同时收养120多个孤儿。院址在诚敬左巷。善社主事班子的人们很有人情味，做事人性化，他们懂得尊重儿童的心理，他们从不把孤儿叫孤儿，怕伤害了孤儿的自尊心。有的孤儿自卑，自称“孤儿”，善社的人听到，就和蔼地劝导他们：“你们不是孤儿，周围的叔伯、师父、师娘都是你们的父母。”袁锡鹏先生说，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双亡，由鸥汀乡外祖母抚养，四五岁时，外祖母也无能力照顾他了，只好把他送到诚敬社的儿童教养院。

儿童教养院的孩子稍长大，就一边读书识字一边学做手工。袁锡鹏先生说，教养院的主事人教导他们，每人至少要学会一门手艺，长大了走上社会，才能凭本事谋生。孩子们学的手艺是编草席、编鱼篓、编草鞋，草鞋可以卖给旅店。旅店要提供给住宿的客人进店时用，就像现在的一次性拖鞋一样。教孩子们手艺的老师是善社特聘来的，男的孩子们称“师傅”，女的称“师娘”。因为是到公益单位做公益事，师傅师娘的薪酬很低，很多人不但分文不取，还倒贴车租。袁锡鹏先生说，没有听说教养院的孩子长大后从事编织工艺的。但当年从事这种教育，让孩子们学得心灵手巧，生活也充实。教养院的生活并不枯燥、拘束。孩子们稍大，懂事听话了，学习以外的时间，任何诚敬社的社友都可以打发他们去办事。父亲曾经给我说过，社友们都怜爱这班孤儿，有事没事都要设法找点事让孩子到外面跑一跑，孩子们会变得机灵起来，也会跟大人们越来越亲近，从而消除被遗弃的自卑心。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诚敬善社总是把儿童教养院的120多名孤儿放在第一位。天灾人祸的1943年，汕头埠到处是饿毙的尸体，诚敬社不少社友都挣扎在死亡线上，然而，这120多名孤儿却从没有断炊停餐。1949年，解放大军迫近汕头埠，一些工商业主的社友由于不了解共产党，怕有不测，跑到境外去发展。临跑前，他们都到儿童教养院看一看，捐些粮油，告诉主事人：“千万别让孩子们饿着。”儿童教养院的粮油堆成山。幸运的是，共产党就是穷人的救星，共产党接收了儿童教养院，妥善安排了孩子们的出路。袁锡鹏老先生说：“我感谢共产党，也感谢诚敬善社。”

让贫苦市民病有所医

诚敬善社开创了诚敬善社中医院，为贫民免费施医赠药。医院旧址在民族路与镇平路交汇的西南角，上世纪90年代前称作“同平区人民医院”的那幢楼即是。这座楼连同诚敬善社所有的场地都拆掉了。我查了很多地方志书，至今还没有查到诚敬善社中医院的条目，不知道会不会漏记？

诚敬善社中医院创建于何时？我至今还找不到确证。据百岁老人林岳洲先生说，是“很早就有了。”推测至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因为袁锡鹏先生上世纪30年代末进儿童教养院时，记得就有这家医院。他进儿童教养院不久，就得了肠热，在当时，得这病的死亡率很高，是这家医院蔡仰高医生把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袁先生至今提起这事，还激动不已：“半夜三更了，蔡仰高先生还特地来照看我，根据病情变化给我转换药方。就像爱护自己的儿子一样爱护着我。”

蔡仰高先生是名闻遐迩的名中医。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他就已经成名，以妇科最为著名。他到诚敬善社中医院坐堂，是义务兼职的。他是成名医生，医务繁忙，但每天还一定要抽出时间到贫民医院免费为贫民服务。这已使人深深感动，更令人感动的是，他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患病孤儿，竟如此关爱备至。这是什么精神？这就是潮人的慈爱精神。

诚敬善社中医院还有几位义诊医生。袁锡鹏先生记得最清楚的是伤科徐春兴，会拳头的，绰号“徐铁手”。徐铁手是梅州客家人，带着一家人走江湖来到汕头埠，诚敬善社居留了他，腾出灭火局楼上的房子让他一家人住。徐铁手就在汕头埠定居。他回报社会的，就是每天抽出时间到诚敬善社中医院义诊，免费赠药。徐铁手有一种药散，专治落枕，一服即愈，袁锡鹏先生说他试过，很灵验。

这家医院唯一拿工资的医生是袁雨泉。他是全职医生，只领很低的报酬，够买米养活自己而已。袁雨泉医生还是书法家，说话幽默。解放后，他被安排在公园区医院（后称红卫区医院）干老本行。30多年前，我与他有过一次谈话，他说：“解放后，感谢人民政府给我安排工作，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我感觉自己要发财了。”袁老先生以幽默的语言反衬自己在贫民医院待遇的低微。但是，这是他乐意的。

让火神远离汕头埠

汕头开埠，洋楼次第起，但在洋楼的四周，是一片片穷人们住的枋篷屋，如涂坪、德记前乌桥、牛屠地等等片区，这些贫民区都是火灾多发点。但是，解放前的汕头埠官方消防力量是薄弱的。1916年，汕头埠始在警察局设消防队，至1939年方有专职队员42人，配备极其简陋。汕头沦陷后，该队自行撤散，一直到解放，这段时间汕头没有官方专职消防组织。民国时期汕头的消防事业，主要靠存心善堂水龙局（1929年组建），诚敬善社灭火局（1929年组建，汕头市志误载为1930年组建）、合敬善堂扑火队（1933年组建）等民间消防组织来支撑。

诚敬善社灭火局的一项业绩载入广东消防博物馆：1929年7月8日该灭火局从奥地利卢森堡亚公司购进一部消防车。这是中国向该公司进口的第一部消防车。该公司成立于1866年，100多年来一直生产各种消防救援车辆及消防部件，其产品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消防车领域最高科技水平的代表之一。这家公司至今保留着一帧长幅照片，记录当时消防车运抵汕头时的情景。该照片长约1.8米，宽约0.18米，右下侧文字是“汕头诚敬善社灭火局开幕欢迎各界参观并邀请德商谦信洋行机师胜家君试演水机摄影纪念民国十八年七月八日”，左一侧文字是“汕头一似照相馆拍”，乐队的大鼓上“汕头东鲁铜乐队”的字样清晰可辨（有人说，这支乐队为“汕头商船学校”所属，待考）。这一帧照片在中国早已湮灭，是广东省公安消防总队政委莫顺宝到奥地利卢森堡亚公司参观时发现的，后来通过关系复制回国。

上世纪20年代，诚敬善社灭火局就拥有世界先进灭火器材，可见他们对汕头埠消防事业的贡献。曾被儿童教养院孤儿收养过的方汉基老先生告诉我，救火不收钱，灭火队员也都是义务的，除了几个全职的领几个钱生活费。司机都是301车队，他们住在牛屠地一带，离灭火局很近，火警的钟声一响，没有出车的司机顷刻间都跑来了。如果是晚上出警救火，儿童教养院的孩子也要轮流去帮忙，任务是提着灯笼去顾管水布（灭火水管）不要被过往车辆或行人弄破。

让生有所养死有所殓

昔年的诚敬善社有一个读经班，也有一个埋掩队，是为死者和死者家属服务的。读经班受死者家属所请，为死者做功德（做道场），礼金随送，全部归入善社作公益事业用，参加者只是“结缘”，分文不取。对于穷困者，不仅不收礼金，还要赠给抚慰金。30多年前，我在一个场合遇到岐山镇的一个老妇人，她说，她的丈夫抗战前死了，家徒四壁，是诚敬善社的社友帮着理完她丈夫的后事，还赠她一笔钱给她做小生意的本钱。她凭这笔钱做小生意，终于把两个孩子拉扯大。我父亲就是读经班的社友，给我讲过很多此类的事。他认为善社就是要行善，要做好事。

诚敬善社在礐石山上辟了一万多亩山地为义冢墓地，专门收埋无主尸体或穷人家无法收埋的尸体。汕头沦陷时期，到处是饿毙的尸体，埋掩队的队员整天穿街过巷，及时收殓遇难者，让死者有尊严，也不让尸体发臭毒害生者，当时的埋掩队员，大多是“此刻不知下刻的命”，但为了一个“善”字，他们顾不了自己。

结语：为善，要真善，才能“取信公众，取信社会。”

□鄞镇凯

摘自2019年第2期《潮商潮学》

（发表日期：2019年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