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届尖子生谈高考 经历远比高分珍贵

来源:金羊网 作者:谢小婉、余卓尔 发表时间:2022-06-11 07:45
金羊网  作者:谢小婉、余卓尔  2022-06-11
回望来路,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代参加过高考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天之骄子,看看他们如何评判高考带给自己的改变。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实习生 余卓尔

1977年,中断十年的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70万名怀揣梦想的考生端坐考场,奋笔疾书。

2022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45周年,1193万名考生刚刚结束这场人生大考,踏出考场,热血未凉。

45年来,考生队伍逐渐壮大,一代一代学子走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回望来路,记者采访了三位不同年代参加过高考并取得过优异成绩的天之骄子,看看他们如何评判高考带给自己的改变。

“高考让我凭自己的本事上大学”

1977年12月,在高考恢复第一年的语文考试上,刘学红稍作腹稿,一气呵成,落笔写出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记叙她在林业队插队落户一年的经历。走出考场,刘学红自觉考得不错,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前,却收到另一份惊喜:她的高考作文被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据当时参与阅卷的老师透露,这篇作文得到99分的高分,仅扣一分。

一时之间,刘学红声名鹊起,顺利被北京大学新闻系录取,在往后人们的不断考证中,她因优异的高考成绩,被捧为新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位“女状元”。但刘学红并不认同这个名号,“我们那时各省各自命题,分数有差异,我这哪算得上是状元呢?”刘学红说。

“除了一开始作文被刊登,周围人还会说道几句外,没有多大水花。”刘学红回忆道,“参加高考的人不多,考上的人更少,到大学一看,优秀的人才比比皆是。”

其实,与当年的高考成绩相比,刘学红更愿意感谢国家恢复高考这项举措。

1976年,作为知青初到林业队时,刘学红满腔热情投入劳动,随着时间推移,她逐渐感到迷茫:成绩优异在这里并不顶用,文化知识被忽视,一个人的价值仿佛只能体现在“干活的力气”上,长此以往,出路何方?

“也不是没有过继续读书的念头,但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机会是一种稀缺资源。”刘学红回忆道,“要经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才能有资格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按照这个标准,刘学红至少还要熬三年,才有可能获得初步资格。

1977年10月21日,当广播中传来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刘学红毫不犹豫报了名:“这相当于给我们开了一条路,能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能力上大学。”所有人都特别兴奋,“我在的知青点,大家都报了名,只要你想去,没有人拦着你。”

1978年3月,刘学红踏入梦想中的北大校园,正式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一扫当初迷茫,度过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涯。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扎根新闻业三十余年,直至退休。

“说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一点也不为过,在高考之前,我的天地就那么四方一片,当时最好的打算,也就是下乡插队两年后,争取招工回城,找个工作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刘学红说,“但高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不用什么推荐,凭借自己上了大学,我的眼界由此开阔,由衷感谢1977年的那场高考!”

20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了刘学红当年的高考准考证、北京大学毕业证、学位证等物品,它们被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常设展览中,成为当代中国和中国教育一段特殊的历史转折和发端的实物见证。

“高考留下的东西让我一生受用”

偶尔,余斌霞翻开自己的高中学生手册,仍然还觉得不可思议,她的成绩并非从一开始就十分优异,成绩单上,甚至有几门科目刚过及格线,但在1987年的高考中,她以湖南平江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录取。

依照当时的制度,正式高考前,余斌霞需通过淘汰率过半的预选考试,才有资格坐在高考考场上,预选考试结束后,她心里忐忑,甚至没有勇气自己去看分数,担心自己不够格。父亲替她看完分数后调侃:“你都考了全县第一,还在担心自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

高考时间正在炎炎夏日,彼时余斌霞却因读书过于投入,而不知外界冷热,这份淡定一直延续到放榜时候。听闻她一举夺得当年全县的文科第一,余斌霞家一下子热闹起来,门前放起鞭炮,父亲单位的领导送来贺喜的表彰镜框,家人都很高兴,但余斌霞内心却没有太大的波动,“经过那么长一段时间的备考,内心已经平静下来了,我知道自己的水准在哪。”上了大学,她也很少提及这件事。

相比起一个分数,高考于她而言,更多意义在于培养了她的逻辑思维和自律习惯。

按照余斌霞的说法,中学时,她的成绩起伏不定,最终高二再发力,实现成绩飞跃。“如果把我当时低谷期的成绩放到现在,估计是很难翻身的,一步没走好,基本就没戏了。”余斌霞说,“现在的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孩子读书竞争激烈,一家人围着孩子读书,不像我们那时,放假回家还要做家务,帮家里做事赚取一些生活费,读书大多都靠自己。”

如今看来,当年余斌霞自己摸索的学习方法,与现在许多盛行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比如她会将错题收集起来,制定纠错本,提高复习效率。预选考试之前,余斌霞更多在第二三名徘徊,之所以最终能夺得第一,她认为与自己强烈的目标感有关:“我会给每一步定下目标,学校当时是晚上十点熄灯,我就是点蜡烛或者在被子里打手电筒,都要把当天该看的书看完,哪天必须做到哪一步,我都必须完成。”

这些习惯一直保留下来,影响至今,“高考这段时间学到的知识,在漫长的人生中可能用不上,但思维模式和学习习惯被培养和锻炼出来了,这是更重要的东西。”余斌霞坦言,“肯定会辛苦,但不要怕坐冷板凳。”

一定程度上,高考的经历塑造了如今的余斌霞,毕业后,她就职于湖南省博物馆。起初,她被分配到大多数人不愿意去的保管部,天天在库房里与文物作伴,难免枯燥,但她坚持了下来,并逐步沉淀,直到成为博物馆的一名策展人,用自己的专业为民族民俗及非遗文化的推广作出贡献。

余斌霞感慨道,“高考是我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高考前,我从没踏出过县城,不上大学可能就在小城里做一份不大不小的工作,是因为高考给了我一块敲门砖,让我有了去看世界的可能。”

“高考给了我选择的空间”

“高考像是打开一扇门的钥匙,突然有很多机会摆在你面前,你有更多选择的空间,会觉得读书真的有用,有一种改变命运的感觉。”汪嘉倩说,2014年,她以高分考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目前正在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与今年的考生一样,汪嘉倩遇上了“史上最难数学考题”,大题基本难得无从下手,出了考场,她就没对成绩抱太高期望,直到结果出来,她还觉得不可思议。

“你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那些书上或者电视节目上的学者,感觉像打通了次元壁,会有一种不踏实感。”汪嘉倩这样描述自己之后的大学生活。

对于汪嘉倩来说,考得好是一种肯定,这种肯定给了她自信的底气,以至于后面不管面对什么极端的情况,她都会暗自借此给自己鼓劲:我是有能力去克服困难的。

一开始,汪嘉倩对自己身上好学生的标签还有些介意,这缘于外界对这一标签的刻板印象,比如“书呆子”“功利性读书”“刷分机器”“没有创造力”,她一度反感于此。后来,她学会调节自己:“我没有必要非得去改变大家对于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只要我自己的发展不会被这个所谓的刻板印象定义就行。”

逐渐接纳自己身上的这个标签后,汪嘉倩更多感到一种动力,高考结束后,她也曾害怕惶恐,担心这就是自己一生中的最高点,此后都要走下坡路,“但我后来觉得,高考给了我机会,能够选择想学的专业,来到我现在的位置,我是有能力从机会中找到新的突破口的。”

编辑: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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