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如果没有香港回归，就没有我的今天”

谭耀宗 羊城晚报驻香港记者 汤铭明 摄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开栏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25年里，政权交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香港选举制度更加完善……一个个历史性瞬间，闪耀在香港前行之路上。

25年来，香港发生了哪些变化？香港走过的路程给未来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即日起，羊城晚报推出“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高端访谈”报道，让历史照亮前路、告诉未来。

导语：

73岁的谭耀宗，至今活跃在政坛上。

从参与香港基本法起草，到见证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再到参与香港国安法立法工作，如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他，经历了一系列“大时代的历史性转变”。

1985年，时任香港工联会副理事长的谭耀宗，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同年成为劳工界立法局议员。1992年，他与多名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民主建港联盟。如今，民建联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政治团体。

“机会是国家给的，如果没有香港回归、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我的今天。”谭耀宗表示，“我会继续努力，为爱国爱港事业、为‘一国两制’事业奋斗终生。”

基本法起草过程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报：您曾担任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哪些令您难忘的时刻或者事情？

谭耀宗：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涉及怎样用法律条文来落实“一国两制”的问题。坦白讲，这个工作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这项工作又说明中央有最大的诚意来推进“一国两制”落实。

在基本法的整个起草过程中，我们希望通过基本法的起草过程给港人增加信心。因此，除了基本法的内容以外，整个起草过程也充满了透明度和广泛的咨询——大家都可以提意见，都有机会参与。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内地和香港的委员都非常认真。比如，香港基本法第七十三条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职权问题。当时，对于立法会的权力范围、立法会应该行使哪些职权，我们都非常小心地去讨论、论证，力求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委员们甚至对每个标点符号都仔细斟酌。可以说，基本法中每个标点符号都有一定的含义。

羊城晚报：您刚刚说到基本法起草过程充满了透明度，具体是怎么体现的？

谭耀宗：比方说，我们每次去开会时，不管是小组会还是大会，都请记者来采访。当时，香港媒体中有一批记者跟着我，每次开会时他们就在会议室外等着我们讨论的初步结果，他们问得很详细。

我记得，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香港跟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交流的时候，记者们也都在场，一块听取意见，所以说透明度很高。

羊城晚报：这样做是为了打消香港市民的担忧？

谭耀宗：当时大家（香港市民）确实有些担忧，觉得内地的发展跟香港比起来有差距。我们起草基本法的时候是1985年，内地改革开放才几年时间，很多方面比较落后。所以，香港有些人担心回归后生活水平下降。另外，大家没有经历过“一国两制”，对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有疑虑。等到香港基本法颁布的时候，香港社会的反应不错，市民普遍很认同。

羊城晚报：香港回归那天您在现场，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

谭耀宗：我是香港回归以后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当时跟着第一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参与了回归前后的相关工作。我记得回归那天晚上，我在香港会展中心参加了政权交接仪式，当时我就坐在主席台左手边——香港官员那侧。

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当时太激动了，觉得参与其中很光荣、很自豪。

希望民建联培养更多治港人才

羊城晚报：您曾有一个显著的身份——香港民建联主席。1992年，为什么想要组建民建联这样一个政治团体？

谭耀宗：当时觉得香港未来要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治港的人才，而我们应该培养治港人才，所以在1992年，我们50来个人组建了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

今年是民建联成立30周年，民建联已经从最初的5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4万多人。这些人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民建联在立法会里的议员人数，也从最初只有我一人到现在有19人。另外，民建联现在还有一批人进到特区政府担任政府官员，社会影响力也大大提高了。

回过头来看，民建联30年来的变化不小，但我觉得做得还不够，我们希望培养更多政治人才，有更大的担当。

羊城晚报：30年来，民建联的理念有没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谭耀宗：爱国爱港、支持“一国两制”，是民建联成立之初到现在都一直坚持的原则。当然，不同时期我们做的工作不同。刚成立时，我们以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为重任。后来，我们强调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再后来，我们参与政治改革，讨论怎样让香港既发展民主又发展民生，同时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在“修例风波”期间，我们发了很多声明谴责“反中乱港”分子，坚决支持制定香港国安法。在香港面临疫情的时候，我们积极协助香港抗疫。可以说，我们在每个时期都全力以赴，配合特区政府施政。

羊城晚报：1992年刚成立民建联时，港英当局有没有阻挠？

谭耀宗：没有明显的阻挠，但也没有给予支持。我们成立那年，英国派彭定康来了。刚来的时候，彭定康对我们比较重视。后来，英国政策改变了，他们想利用政权交接的过渡期挑拨、组织一批反对派，方便在他们离开后对抗中央。而民建联一直高举爱国爱港的旗帜，彭定康对民建联也就没有好感了。当时，彭定康深知我们立场很坚定，不会被拉拢。

有中央支持就有信心战胜困难

羊城晚报：这几年，香港经历了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过程。您也参与了香港国安法的立法工作，能说说立法过程中的故事吗？

谭耀宗：是，过去几年，“修例风波”曾让香港变得没有法治了，香港市民也受到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乱得太过分了。香港国安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那天，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室里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一度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觉得，有中央强大的支持，香港就有希望，香港就能得到恢复。果然，法律实施后，香港由乱到治。

羊城晚报：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年了，香港选举制度也得到完善。就您的所见所闻，这两年香港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谭耀宗：社会变稳定了，香港人对国家的认识也提高了。大家都能感受到，每当香港有困难时，国家都在全力以赴支持香港，用全国的力量帮助香港解决困难。我们认识到，有中央的支持，香港就有信心战胜困难。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香港25年来的发展历程给未来带来哪些启示？

谭耀宗：25年里，令我难忘的日子不少。香港回归后不久，亚洲金融风暴影响香港，中央大力支持帮助我们渡过难关。香港需要恢复经济时，内地与我们签订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还推出了自由行政策。香港面临“修例风波”时、香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中央果断出手帮助香港。

25年里，虽然我们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但我觉得这些困难和问题总是有办法解决的。只要国家稳定、国家不断发展，香港就充满希望。

羊城晚报：回首走过的25年，您怎样评价“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谭耀宗：我认为是成功的。当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波折，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我们需要好好总结经验，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新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