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7月11日，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去世，享年94岁。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在内的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模仿、崇拜的热潮。
北京大学教授董强曾师从米兰·昆德拉，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他的上课方式很自由
羊城晚报：作为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学生”，当年是如何与米兰·昆德拉结缘的？
董强：我师从昆德拉，主要是当年到了法国以后，自己比较迷茫。跟我一起去法国的同学们都改行了，一是觉得学文学太苦，没有什么出路；第二，大家觉得法国文学太高大上了，一时半会儿也弄不懂。
可是，我就是不甘心。我对自己说，我还是想搞文化，弄懂法国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正彷徨呢，偶然听说昆德拉在招博士生，我就写了封信给他。我就想试试，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吧。结果昆德拉愿意招我。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机遇，否则，很可能我也不得不改行了。
羊城晚报：昆德拉的授课风格是怎样的？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细节？
董强：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他的课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地方。首先他改变了我原来以为的一个著名作家的形象。因为他很深刻，有很多理论性的东西，而且理论性的东西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他绝对不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
其次，他的上课方式很自由。他喜欢听学生讲，尤其喜欢给我们听音乐，讲音乐和小说创作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让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羊城晚报：他对您有怎样的影响和启示？
董强：昆德拉教会了我，要从全新的角度，尤其是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去理解文学。要跟其他的艺术种类建立比较、参照，比方说，他把小说与音乐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来，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比别人独特得多，而且有意思得多啊。
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终身受益的，就是要打开思路，要善于借鉴，善于比较。这样才能对你所研究的对象有突破性的认识，或者，你要表达的东西才会出人意表，具有价值。
像堂·吉诃德一样与媚俗搏斗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昆德拉的作品、文学理念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文学中有什么特别价值？
董强：昆德拉的贡献，我觉得简单说主要有两条。
第一，就是他通过音乐这么一个参照和坐标，重新阐释了小说的本质，整个地重读了西方的小说史。他经常说自己是小说家，而不是作家。他对小说的理解，可以说达到了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人达到的高度。
他把塞万提斯、拉伯雷视为小说的起源，然后顺着这个思路，把小说的本质、小说的职责，等等，重新阐释了一遍。他得出结论，认为小说要讲“惟有小说才能说的东西”。
另一个贡献，是他把人们所谓的“东欧”——其实是“中欧”，因为从地理和文化上来说，更多是中欧国家——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尽其所能进行了弘扬。东欧国家长期被忽略了的繁荣艺术和它们所包含的深刻的精神性，他给大家展示了出来。
他对中欧一些作家的介绍，如布洛赫、贡布洛维奇，尤其是对卡夫卡的理解，可以说是高出了绝大多数学者和专家。他将整个中欧艺术的巴洛克的一面，把捷克深刻的反讽精神，等等，通过他的声望，传到了全世界。这是他的贡献。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说昆德拉是“最后的精神贵族”？
董强：昆德拉的全部生活与创作都建立在对艺术的信仰之上。
他的名作叫《小说的艺术》，他把小说上升到艺术的高度。他是彻头彻尾的艺术家，有着极高的精神追求。他不认同流俗，极度珍惜自己的羽毛，对他自己的作品的翻译十分在意，并且像堂·吉诃德一样与媚俗搏斗，等等。这些都让我觉得他是“最后的精神贵族”。
羊城晚报：昆德拉对“刻奇”和“媚俗”分别持有什么态度，在作品中何以体现？平时他会和你们探讨类似问题吗？
董强：“刻奇”和“媚俗”，其实对应的是同一个词，Kitsch。这说白了就是一个翻译问题。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面，对媚俗进行了深刻的描写。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当被译成“媚俗”。我最早的时候，也对“媚俗”二字的译法感到刺眼，因为“媚”与“俗”在美学中，唤起的是跟Kitsch不太一样的形象。
但是，一旦这两个字加在了一起，一旦这两字紧密地与昆德拉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它完全可以是昆德拉意义上的“媚俗”，也就是“刻奇”！如果接受昆德拉的说法，说媚俗是对“固有观念”的接受，那么，确实也是去“媚”某种“俗”，约定俗成的“俗”。
而“刻奇”作为纯粹的音译，反而不太容易被人接受。我与他本人很少探讨这些，因为一个好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已经表达得非常充分了，如果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完全是正常的。
“最后贵族”的刻意隐居
羊城晚报：如何看七八十年代昆德拉作品进入中国的这段“接受史”？
董强：对我来说，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在中国那么有名，有那么多的受众。他本人都不明白，我们聊天时他会流露出来。
我就反思为什么昆德拉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受众。说实在的，我作为他的学生，可以说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友谊。所以，我也反思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一方面是我们当时生活的环境，跟捷克有不少相似之处，大家读他的书有一种代入感。另一方面，更多的还是昆德拉小说中体现出的那么一种精神，还有他的那种风格，中国读者有认同感。
因为昆德拉的东西不沉重，但又很深刻，带有微笑，带有幽默，可以说是举重若轻。这个跟中国美学很接近。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面对一些沉重的东西，我们也能够从幽默的角度、反讽的角度去看。这个我觉得是真正的共同点。
羊城晚报：昆德拉的文学创作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有什么借鉴意义？
董强：从文学角度看，如今文学遇到了不小的危机，尤其是受到了其他表达方式，比方说图像、影像甚至多媒体等的挑战，而且欣赏习惯也有很大的变化，人们喜欢读简短的东西，等等。
所以，小说作为传统的文学种类，建立在语言之上，我们应当怎样让它在这个时代继续发出它最强的声音，这是一个大问题。你如果阅读《小说的艺术》，就会发现，其实昆德拉为小说指明了不同的方向。他提出的一些理念可以让小说出现新的生机。
他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小说是对存在的探究。他不是存在主义者，国内很多人弄混了。比方说，他跟萨特不一样。但是，“存在”这个概念，通俗地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生活”的概念，他提出小说要去探索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探索过的那些角落，就像个探照灯一样，去照从未照到过的地方。
其实，随着生活的不断变化，到处都有一些新的主题出现。这个时候，文学可以大展身手。
羊城晚报：怎么看待昆德拉晚年的隐退？
董强：昆德拉的晚年，确实带有某种虚无主义的色彩。这就是所谓的“庆祝无意义”。
无论是他的身世，还是这世界的巨变，都让他觉得沉默是一种力量。所以他可以刻意隐居。这也是我称他为“最后的贵族”的原因之一。
因为即便面对巨大的文学成功，他看到了世界的嘈杂，误解、冲突的增多，以及知识分子力量的衰退。我想，隐居也成就了最大的一种个人自由。(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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