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与南粤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大文豪苏轼发出的这句感慨，道尽他一生宦海沉浮，也为后人串起了他从湖北黄州、到广东惠州、再至海南儋州的贬谪行迹。
说起苏轼在南粤大地留下的印记，知道惠州的人最多。不过，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是他从惠州到海南时往返的必经之地，也与东坡先生结缘不浅。
宋绍圣四年（1097），苏轼由惠州被追贬为琼州（今海南琼山）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六十二岁的他第一次踏上雷州半岛，从这里登船渡海。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苏轼获赦北归，移往廉州（今广西合浦），又再次经过了雷州半岛。
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苏轼仍给半岛人民带来了乐善、雅正之风。千百年后，雷州半岛大大小小的村落中，依旧流传着东坡先生停留驻足的逸闻美事，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不断浸润这一方水土。
日前，在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湛江市政协协助下，在研究者和当地有心人的引导下，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东坡先生在这方水土上的足迹。学者的专业考证与村民的口口相传也许不尽一致，但对于这位文豪贤达的尊崇一以贯之，他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财富弥足珍贵。
新旧党争，遭一贬再贬
新旧党争是北宋政治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交替掌权让“不合时宜”的苏轼一贬再贬。宋绍圣四年（1097），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反对变法的“元祐党人”，已谪居在广东惠州的苏轼此时再次被列入追贬对象名单。
在惠州的三年，苏轼从最开始的惶恐不安已逐渐变得释然，心情也回归平静。他甚至在当地买地盖房，准备在这里安然终老。一首《纵笔》诗记录了苏轼惠州的生活日常，“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可以看出他虽然年高体弱，但基本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
然而，就是这首诗成为朝廷再次追贬他的重要“证据”。据《艇斋诗话》记载，时任宰相的变法派领袖章惇看到苏轼的《纵笔》诗后，认为他在惠州的日子太过安逸，决定把他贬去更远的地方。
据苏轼《到昌化军谢表》记载，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他接到了朝廷“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的告令。两天后的四月十九日，苏轼即动身离开惠州。
兄弟相遇，感悲喜交加
走到广西梧州时，苏轼得知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也正在报到路上，并于两天前到达藤州（今广西藤县）。于是他决定加快脚步，日夜兼程追赶苏辙。
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终于得以在藤州相见。谪迁路上，他们幸运地一路同行直至雷州府城（简称“雷城”，为宋代雷州治所，与今雷州市位置一致）。苏轼在《和陶止酒》一诗引言中记录了此次相见：“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
至亲会面对兄弟二人而言都是极大的安慰，弟弟苏辙有诗《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也描绘了他和苏轼见面后，兄弟二人联床夜话的场景。
从藤州沿绣江到容州（今广西容县），苏氏兄弟在当地会晤了道士邵彦肃。据《舆地纪胜》卷一〇四《广南西路·容州·仙释》记载：“东坡之儋州，经此，惟都峤邵道士从坡三年。”
然而，苏轼创作的诗文里并没有记载俩人从容州到雷州还经过哪些地方。根据长期从事流寓文化相关研究的文史学者张学松的观点，从行程路线的合理性来看，苏轼苏辙二人应该是从广西容州沿绣江到北流（广西境），然后进入广东，到石城（今广东廉江县），再走陆路经遂溪（时为海康县辖）到雷州，这是一条比较近便的路。
张学松认为：“从廉江到遂溪，他们应该乘坐高脚牛车，并且在遂溪县调丰村住了一段时间。虽然不知道具体停留了多久，但后来有诗为证，二人到达雷城的时间是确定的，即当年的六月五日。”
千年官道，遇一代文豪
记者来到位于遂溪县的调丰古官道遗址，只见古官道位于一块巨大的黑色玄武岩石坡上，千百年前的车辙依然清晰可见，两道并行的古车辙呈纵深分布。仔细查看，周围还有深深浅浅的牛蹄印。苏轼兄弟二人乘坐高脚牛车经过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
作为遂溪南北要塞“三十里官道”的一部分，调丰官道是古代南下雷州府城，北上遂溪郡的必经路段。千百年来，这条官道成为官方物资运输、信件传送、官员谪迁的要道。
宋建隆四年（963），朝廷在调丰村北面设茅亭驿站，以供来往官员歇宿饮马。大量贬谪官员曾在茅亭驿站留宿，其中就包括苏轼兄弟二人。据《千年石官道记》（遂溪岭北乡调丰村石官道碑）：“苏东坡自惠贬琼，经此道宿村中景兰阁，故阁前遗有东坡井、东坡塘，遐迩驰名也。”
清乾隆年间，茅亭驿站重修为书院，并获进士、翰林编修陈昌齐题字“景兰阁”，称谓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如今，这座两百多年的建筑更显古朴，门前的东坡井也依旧泉水清澈，四季不涸。
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带领下，记者从调丰村继续南下，不远处就是苏二村。走进村内，这里明清建筑竟多达百余座，村民三五成群在古树下乘凉，怡然自得。在古村落的四周，则是茂密的荔枝林。
当地传说，苏二村原名荔枝村，因村里自古盛产荔枝，苏轼在南迁路上也曾慕名前来，然而此时却已过荔枝季节。北归路上，苏轼再次进村才如愿吃上荔枝。荔枝村因此改名苏二村。
不过，也有学者考证，按苏轼南迁北返的大致时间来看，他经过苏二村的时间与民间传说里荔枝应季的情况不大相符。因此，“苏二”或意指“二苏”，即理解为苏轼、苏辙一同来过更为合适。
雷城三日，题“万山第一”
近两个月的赶路后，苏轼于六月五日和苏辙一起抵达雷城。这一时间苏辙在《雷州谢表》中有准确记录，“臣辙言：臣先蒙恩责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于今年闰二月内又蒙恩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已于今月五日至贬所讫者。”
据《雷州府志》记载，在雷城停留期间，崇信佛教的苏轼还曾拜访“雷州第一古刹”——天宁禅寺，并为寺庙题下“万山第一”的匾额。
《十贤在雷州》一书作者、湛江市爱周中学教师张春生，和湛江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冰一道，带领羊城晚报记者循着苏轼的足迹前来探访。
天宁禅寺就坐落在热闹的雷州市中心一隅，叩门而入，里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寺院内古木参天、香火缭绕，环境十分清幽。
“万山第一”的匾额就位于寺庙的正中央。虽然原匾已在“文革”期间被毁，现在看到的是根据大书法家沈定庵收藏拓片所仿制，但这块“万山第一”的牌匾依旧不断吸引着游客前来拜谒。
从天宁寺出来，苏轼又到附近的一处风景——罗湖游历。据《元一统志》记载，罗湖因苏东坡的到来而改名西湖，志书中还引用另一位大词人秦观的话“坡公所至有西湖”。罗湖今日虽已无苏轼留下的遗迹，但雷州人民在湖畔建了苏公亭、十贤祠等，以便后人景仰观瞻，这位文化大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
然而，雷州并不是此行终点。短暂停留后，他很快又启程了。苏轼六月十日抵达徐闻，隔日便要与弟弟作别，从徐闻“递角场”登船渡海。
人生如寄，有好友相逢
朝夕相处整整一个月后，苏轼在与至亲的离愁中，继续前行。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苏轼终于抵达目的地——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在这个天涯海角处，生性达观的苏轼与本地百姓友好相处，深受爱戴。
直到北宋元符三年（1100），徽宗继位大赦天下。五月中旬，苏轼接到了酌情迁往廉州任职的告命。在即将离开海南岛时，苏轼甚至留下“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的诗句，这是何等的旷达！六月二十日，苏轼渡海北归，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没料想自己竟还有北归的一天，心情自然十分愉悦。
北归依然在广东徐闻上岸，苏轼前往徐闻伏波庙拜谒，并乘兴作有《伏波庙记》。再次经过雷城，苏轼最重要的活动是与好友秦观见面。因“元祐党人”之故谪居雷州的秦观，接到指令放还横州（今广西横县），也正要启程北上，二人遂早早相约会面。
为纪念此次相会，苏轼写过《书秦少游挽词后》，记有：“庚辰岁（即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予与少游（编者注：即秦观，字少游）相别于海康。”六月二十五日苏轼辞别秦观，继续北上。
夜宿兴廉，留诗作有二
刚走出雷城不远，苏轼就遇上了连日大雨，桥梁尽毁，水陆皆不能行。于是，他在途中的兴廉村（今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城村）净行院住了下来，并在这里留下两首宝贵的题诗——
《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
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
忽行榕林中，跨空飞拱枅。
当门冽碧井，洗我两足泥。
高堂磨新砖，洞户分角圭。
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
童仆不肯去，我为半日稽。
晨登一叶舟，醉兀十里溪。
醒来知何处，归路老更迷。
《雨夜宿净行院》：
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淼茫。
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
细读其诗可知，净行院本是一座寺庙，苏轼来到这里后，先是用清冽的井水洗了沾满泥的双脚，然后劳累过度的他倒床就睡了，不一会儿便鼾声四起。第二天，因为随行的童仆不愿继续赶路，他又多留了一天。
早上，苏轼便撑着一叶扁舟，向溪水深处划去，因为醉酒最后还迷了路。到了这一天晚上，苏轼久久不能睡去，他听着窗外的夜雨，开始感慨一生的颠沛流离，就像小舟漂泊在茫茫大海中一样。
苏轼在兴廉村大概停留了两天，便去往下一个目的地。根据苏轼《书合浦舟行》中的记载“自兴廉村净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闻自此以西皆涨水，无复桥般。或劝乘蛋舟并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无月”，可知他在六月三十日便已经从兴廉村到达了雷州官寨。
据《双村陈氏族谱》记载和当地流传已久的说法，苏轼在兴廉村停留期间，与北宋廉臣琼州刺史陈懽的五世孙陈梦英一见如故，并结为挚友。当时，陈梦英正在这里掌教“兴廉学塾”。苏轼为鼓励兴廉村村民奋发兴学，临走之时还赠送给陈一方宝砚和七亩良田作“助贤田”。
第二年，陈梦英便发动附近儒生、乡绅集资，在村里那座苏轼曾留宿的净行院建起一所“文明书院”。为铭记赠砚义举，陈家后在“文明书院”南侧建有一座“赠砚亭”。
此地现已改名为乐民城村，走入村中，远远看到一栋白色二层小楼，这就是文明书院。书院内，苏轼的石刻像在正中央供奉着，四周墙上记载的是他的诗文和事迹。村里人介绍，建于宋代的这座书院曾几度损毁，现在的文明书院为民国时期所重修。
“宝砚”相赠，启后世师表
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了距离乐民城村十来分钟车程的河头镇双村。那块相传为苏轼赠予陈梦英的砚台至今珍藏于此，被乡民奉若珍宝。
双村乡贤陈坚体为我们讲述：“苏轼逗留兴廉村期间，有一天与陈梦英结伴游览到如今双村族居地附近时，说了一句‘斯地景胜，当有文明之祥’。陈梦英后来即携家人从兴廉村来此定居，带着乡民在这里开垦田地，开枝散叶。至今文明书院有一首《助友择居》诗说到此事：‘跋山涉水步踉跄，为友开基择住场。景胜双村狮子地，延绵望族世蕃昌。’”
湛江市博物馆原馆长陈志坚介绍，由于年代久远，清末社会动荡，那方砚台曾一度丢失近百年，直到民国年间，被时任广东省警察局局长的何荤先生在文物市场偶然寻得。“当他得知这砚台是双村陈氏宗族的传世之宝，又慷慨将其奉还本村。”
为了纪念这桩义举，双村人在陈氏宗祠庭院中修建了一座“还砚亭”。
我们在还砚亭等候，同行的村干部郑重地捧来一个胡桃色方形木盒，置于庭中石桌上。陈坚体将包裹有红布的砚台小心翼翼地从木盒里取出，待红布被一层层解开后，我们这才得以一睹“宝砚”真容：
只见砚台呈瓦片状，颜色温润，制式古朴。砚台正面刻有苏体行书砚铭：“其色温润，其制古朴，何以致之，石渠秘阁，永宜宝之，书香是托。”左下角落款题有“苏轼”两字，钤有篆书“奇珍”印章一枚，背面还刻有行书“元符三年仲秋月制”字样。
双村村民视此砚为“镇村之宝”，曾一度执行着古老的保管“纪律”：存放砚台处同时以三把锁锁门，村中三位负责人各保管一把钥匙；任何人想要见到这方砚台，必须同时征得三人同意。如今，则由时任村支部书记负责保管。
双村陈氏宗祠与还砚亭相对而立，宗祠楼里不仅供奉着陈氏先祖，还将二楼专门设为东坡楼，用来供奉苏轼的牌位，显示出东坡先生在村民心中至高至崇的地位。
陈坚体告诉记者，受东坡先生影响，千百年来读书学习之风在双村尤为兴盛。为了鼓励后辈勤奋好学，村里每年都自筹奖金，为每一名考上大学的孩子颁奖。村里还专门成立了东坡诗社，同好者不时聚在一起吟诗作对，雅俗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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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州半岛，东坡文化确可称丰富多彩、源远流长。记者沿途可见，不仅在双村，还有调丰村、苏二村、乐民城村等雷州半岛的大小村落，村民们都为东坡先生曾造访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而感到自豪。
九百多年前的一次蒙冤流放，让东坡先生踏足雷州半岛，从此，他便与半岛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每当有陌生人循迹而来，半岛的村民们总会热情迎接，然后乐此不疲地讲述东坡先生的故事。那些老少妇孺皆知的历史掌故，寄托着半岛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希冀，也一次次拨动探访者的心弦。
尤为重要的是，东坡先生面对人生厄运时的达观精神，更是穿越时间的瀚海，无形中教化着当地民众，让今天的半岛人民骨子里多了一份坚毅与乐观。
跨越千年时光，这样的情感联结和文脉传承更加让人动心、动容。
——访谈——
流寓文化应成为湛江“新名片”
张学松（广州理工学院特聘教授、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原院长）
羊城晚报：我们可以看到，雷州半岛上很多地方都流传着苏轼曾经驻足的故事。在雷州期间，苏轼到底留下了哪些作品？
张学松：苏轼在雷州的创作总共有六篇作品，包括四首诗和两篇文章。这四首诗是《和陶止酒》《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雨夜宿净行院》《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两篇文章是《伏波庙记》《书合浦舟行》。
除了在雷州创作的作品之外，他在其他地方也写了跟此次贬谪有关的诗文，包括给亲戚和朋友写的书信。如果把这些算上，那就多一些。但是苏轼在雷州期间留下的作品只有六篇。
苏轼在雷州有很强的“名人效应”，现在也成为地方的历史文化资源，弥足珍贵。
羊城晚报：经过您的梳理，苏轼在古代雷州的行迹更加清晰了。这项研究如今还有哪些空间值得进一步发掘？
张学松：苏轼在全国各地的行迹，包括除了黄州、惠州、儋州外，包括密州、杭州、徐州、凤翔等，也都比较清楚，唯有在雷州这一段行迹比较模糊。我们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走访调研，才把他的路线基本梳理出来，最后形成《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一文发表在《文学遗产》上。
但要说是全部弄清楚了，其实也还没有。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南迁途中，他五月十一日从广西藤州出发，六月五日到广东雷城，这二十四天的行程路线究竟是怎么样的，跟当地哪些人见过面，这里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发掘。
苏轼这个人热爱大自然，到哪个地方都要游览山水，他生活再不如意，也要到大自然里寻求真趣与解脱。苏轼抵达雷州城的路上，除我们文中提到的外还经过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还有不少考索的空间。
羊城晚报：以苏轼研究为突破口的文人流寓文化，对于雷州半岛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
张学松：我曾经提出要打造湛江文化品牌，湛江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流寓文化。雷州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本土文化，比如雷剧、雷歌、石狗等为代表的传承发展，做得不错，但这些本身是有局限性的。
另一块就是流寓文化，包括苏轼在内，宋代共有十位名相贤臣曾先后蒙冤被贬雷州或路过雷州，也被称为“雷州十贤”。这十个人中有三个做过宰相、两个做过副宰相，苏轼也做过翰林大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他们都是政治家、文化巨子。
而另在唐代、明清朝，也有一些文化名人流寓雷州。对他们的研究可产生国际性影响。
“雷州十贤”等流寓名人的精神对当地影响是很大的，但对此的挖掘和作为文化名片的塑造还做得很不够。跟其他城市相比，例如柳宗元之于广西柳州、湖南永州，韩愈之于广东潮州，杜甫之于四川成都等，都还有差距。那些地方的流寓文化名片就做得很好，湛江应借鉴学习。
——延伸——
永志不忘“雷州十贤”
除了苏轼兄弟之外，还有寇准、秦观、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王岩叟、任伯雨，因为这一群人的到来，宋代雷州半岛迎来了与本土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中原文化，极大促进了雷州文化的发展。
“敬贤如师，嫉恶如仇”的半岛人民，敬称他们为“雷州十贤”，还在雷州西湖湖畔修建十贤祠以示纪念。
当地中学教师张春生在乡土教材《十贤在雷州》中，对“十贤”与雷州半岛的渊源作了梳理。
在十人当中，要数寇准来雷州的时间最早。寇准原为宰相，1022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他为人刚直足智、为官清正廉明，深得雷州百姓爱戴。在雷州期间，他修建真武堂，教书传艺，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讲授天文地理，破除歪理邪说；传授先进生产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传播中原文化，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等。在此生活了18个月后，寇准在雷州病逝。
在“十贤”中，曾官至枢密直学士的王岩叟较为特殊，只有他一人生前从未到过雷州半岛。王岩叟跟雷州产生关联，是因为1097年，在他去世四年后，被追贬为雷州别驾。而雷州半岛人民之所以将他也纳入“十贤”之列，是因为他为官期间的刚正不阿、仗义执言，由此可以看到雷州半岛人民对能人志士的推崇。
（本期由湛江市政协 协办）
文、图、视频|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实习生 苏梓涵 通讯员 任海虹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杨逸芸
编辑 | 文 艺
校对 | 黄文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