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晶
图/主办方提供
近日，“走进灿烂开放的隋唐世界——‘孙英刚精讲隋唐史’新书分享会”在上海朵云旗舰店举办。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英刚，带领读者朋友穿越时间，返回唐时的长安城，尝试以唐朝人的身份重新审视这个中国文明史上的黄金时代。
孙英刚介绍，在唐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非常讲究律法和制度。初唐的律法具有一定权威，甚至能平衡皇权，唐太宗非常强调法律的严肃性，抑制“朕即法律”，这是大唐盛世法律基础。自汉魏之际到盛唐的四百余年，法典作用和地位持续上升。
可以说，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行政机构就已经做到了权力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在孙英刚看来，以前人们对科举制度有不少批评，甚至认为它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化，实际上这是对科举制的污名化。
他说：“科举制度其实是一种文官考试制度，一般有三种办法选拔：一是考试，考察官员的综合实力，比如唐朝的选拔标准包括书（书法）、言（言辞）、身（外貌）、判（判断力）；二是选举；三是荐举，即看出身。”
孙英刚说，在科举制诞生前，唐朝官员多由世家大族举荐——他们当然只推荐自己人，因此唐朝无疑是一个贵族社会。唐代的科举制度在最初并没有改变贵族社会的本质，相比寒门子弟，士族子弟拥有更多资源和优势准备考试，让科举变成有利于自己的新游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在唐朝之后培养了一大批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的崛起，取代了以前依靠家族出身决定政治前途的贵族阶层。
孙英刚还特意提到，中国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算得上是最开放包容的文明之一。
他说，“世界主义”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常用来描述唐朝的概念。这种世界主义的特质是浑厚、包容的。唐代，尤其是盛唐之前，唐朝人没有强烈的华夷之辨、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
孙英刚说，唐朝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有两个都不是汉人。李白来自中亚碎叶，白居易则是龟兹人。正是唐朝开放的文明体系，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在唐朝获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