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致敬辞
肖复兴以烟火万象的真情书写，在当代散文创作中自成一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创作力旺盛，写作类型广泛，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流通机制的变迁。其平实隽永的文字，历经时间的淘洗，给一代又一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燕都百记》在延续细腻笔触的同时，走向简约和克制，选取100处作者在北京城内曾经生活、流连过的地方，记录老北京的前世今生，生动再现隐藏在这些地名背后的人与事、感动与温情。于平凡世相中，描摹人生命运，留下时代印记。文字豁达洒脱，从容自在，治愈人心。
感言
那个温暖的冬天支持我走到现在——肖复兴
52年前，也就是1971年，那时我在北大荒一个生产队里喂猪，冬天大雪封门，无处可去，我陆续写了10篇散文不知该往何处寄。我就挑选了其中一篇寄给了叶圣陶的长子叶至善。可巧，当时他刚刚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北京，赋闲在家，看了我这篇单薄的文章，立刻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他在信中说，如果还有别的文章也可以寄给他。
于是我把剩下的其他九篇散文都寄给了他，他一一修改之后寄还给了我。而且不是一般的修改，是逐字逐句地修改，其中有一篇，因为改动特别大，他怕我看不太清楚，就重新抄改了一遍再寄给我。所以，那个冬天对我而言是非常温暖的。
我之所以在今天这样隆重的盛典上回忆起这桩往事，是因为如果没有叶至善这样细致、耐心的帮助、鼓励、扶持，就没有我今天写作的结果。
我从那一天，一直走到今天，在文学的小路上得到了无数像叶至善这样的前辈、编辑和朋友们的帮助、鼓励和扶持。可以说，他们的名字隐在了作者的背后，像风，看不见，却推动作者前行，我非常感谢他们。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访谈
“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
羊城晚报：您写了20年北京，北京这座城市对您的创作和生命而言，有怎样特殊的意义？
肖复兴：我今年76岁，除了到北大荒的6年，其余70年都生活在北京。北京，尤其是北京城南、前门一带、前门西侧老街，以及老街上我曾经住过的老院粤东会馆，我对它们最熟悉。在2003年的冬天，我偶然路过那里，重走故地，发现那里还是我儿时见到的模样，感到格外亲切。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似乎扑面而来。
从那时起我开始写北京，也真正意识到老北京和我的生活、写作之间的关系。
我在一座三进的清代老四合院住了21年。比起以后更长的年头，人生最初这21年似乎留给人的记忆更深。老街坊大多还在，见到我很高兴，纷纷走出屋，问这问那。毕竟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曾经住在这里的往事，一下子都涌到眼前。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不写这里呢？这里我熟悉呀，这里有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记忆，这些记忆是活生生的，是和北京这座老城的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呀！
羊城晚报：书中选取北京的100个地点书写，有怎样的选择标准？
肖复兴：这100个地点，都是和我有关系的，包括我曾经住过、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一定要有我、和我认识或交往过的人，要有曾经发生过的事。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有我、人、事这三要素。
有了这样的“三合一”，才会是我所记录的老北京。尽管不是北京全景，但却是我一个人眼中的老北京，和别人眼里、和以前书里并不完全一样的老北京。
羊城晚报：书中有不少您手绘的街头巷角插图。除了写作，您对音乐、绘画也颇有研究。穿行在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给您的写作带来什么影响？
肖复兴：我正在读华南师范大学袁国兴教授的新书《摹仿叙事学》，借用他的说法，传统文学是言说叙事，戏剧影视是摹仿叙事。他援引亚里士多德“双管箫乐和竖琴乐”的理论，进一步说明颜色和姿态等形式作为摹仿手段实现叙事意图，都在无形中拓宽了文学仅靠文字的叙事策略。
我喜欢音乐和画画，尽管都不入流，但这样的爱好无疑帮助我拓宽了对传统文学的认知，也拓宽一些文学书写的边界。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可以彼此借鉴，相互受益。而且，在这样的相互纠缠和交融中，独有其乐。
羊城晚报：现在越来越多作家为城市写史立传，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您会考虑为北京写一部传记吗？
肖复兴：为城市写传当然是好事，但我不大赞成一窝蜂都去为自己的城市匆促写传。我觉得当下主客观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没有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只有历史材料的堆砌和排列组合，并不是传记的真正写法。
当年侯仁之先生的《北平历史地理》，也只囿于历史、地理两个方面，并没有写成或叫作《北平传》。我自己更不会去写《北京传》，我不具备这个能力。
避免重复，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
羊城晚报：北大荒也是您创作中的“魂牵梦绕之地”。在您心中，真实的北大荒是怎样的、在您生命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肖复兴：我虽然写过北大荒，但那只是我所认知的北大荒，是我青春时节经历的北大荒，我最近有本新书，名字就叫《我的北大荒》。因为我只在那里生活过6年，没有经历过它的以前和现在，对它的认识是片面的，不完整的。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北大荒，只是和我们自己的青春、和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关，和那片土地有关。
如果问北大荒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或我们的北大荒的意义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在那个不可或缺的断代史中，我们是亲历者、书写者、言说者，反思者、批判者。
羊城晚报：您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中的亲历者之一。您如何回忆80年代文学？今天的文学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肖复兴：80年代的文学，值得纪念，尽管不成熟，却有难得的激情和直面现实、人性及自我的那一份真实与真诚。如今的文学，虽在技术层面和数量上有发展，但那两方面却不如以前。由于文学书写者的地位与姿态心态的变化，这是必然的。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保持长盛不衰的创作力的？现在还每天都坚持写作吗？
肖复兴：一般没有事，我每天上午坚持写点儿东西，下午出门，闲逛，有时到公园画画，尽管画得拙劣，却特别煞有介事地画速写。
我觉得画活物和人的速写最有意思，就像农民到地头收割农作物，颇有成就感。还可以捎带认识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扩展自己的写作视野。这也是让自己保持写作活力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吧。尽量避免重复，让自己写得新鲜一点儿。
主要在写之前，一定要多想想。一是所写的内容要想明白，是不是有点新意；二是所写的方式要想清楚，比如开头结尾还有没有更好更新的想法，尤其是结尾。没想好，别动笔。
羊城晚报：您有不少文章入选语文教材，对于孩子的阅读，您有什么建议？
肖复兴：对于孩子的阅读，我一般建议：一、太长的不读，孩子如今课程压力大没那么多时间；二、太老的不读；三、太时髦的不读。
读什么？一是读他们喜欢的，感兴趣的；二是好文章要反复多读几遍。桑塔格说：“最好的阅读方式是重读。”这样的经验对孩子一样合适。三是可以抄一点儿，只读书，不抄书，学习的收获是不一样的。养成抄书然后再延伸到记笔记的好习惯，一辈子受益。
苦难中的诗意是散文最可贵的品格
羊城晚报：在您的整个创作谱系中，散文居于怎样的地位？您曾提到散文难写，这个“难”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肖复兴：散文易写难工。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小说、戏剧一直被认为是“小道”，而集部的诗和文，才被认为是文学的“正宗”。散文，是一切文体的基础，又是一切文体的塔尖。只是如今我们的作家以为长篇小说是塔尖，是文学的大道和正宗，散文只是散步的小径。
按照布罗茨基所说：“艺术就其天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有等级划分的。在这个等级之中，诗歌是高于散文的。”但按照诗人阿赫玛托娃所说，散文则是高于诗的。她说：“走进散文时似乎有一种亵渎感，或者对于我意味着少有的内心平衡。”她还说，散文对于她“永远是一种诱惑与秘密”。
似乎在我们的作家与诗人中，少有像阿赫玛托娃这种对于散文创作怀有虔诚与敬畏之感的作者。想想自己，惭愧得很，尽管常与散文为伍，有时却显得过于随意，少有散文写作时独有的那种“诱惑与秘密”的感觉。
羊城晚报：您的散文向来注重平凡生活、普通人群的温情故事。一个作家该如何练就观察生活，把普通生活写出诗意的能力？
肖复兴：散文写作，当然有多种写法。我赞同孙犁先生所说的：“最好是多记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最好多写人不经心的小事，避去人所共知的大事。”这里所说的“无关紧要”和“人不经心”，指小事的两个方面：“人不经心”，是被人们所忽略的，即熟视无睹；“无关紧要”，是看似没有什么意义和意思的，即见而无感。
我一直喜欢散文。读中学时，现代作家的散文，喜欢冰心和萧红；当代作家里我喜欢韩少华和何为。年老之后，喜欢孙犁、沈从文和汪曾祺。这些作家的散文，共同的特点，都是书写普通生活，并从日常中写出那一点诗意，温馨、温情、温暖，让我的心微微一动。
当然，生活常会充溢一些不如意、坎坷、痛苦，甚至血淋淋。我自身的经历，也逃脱不出这样的命运跌宕。即使如此，生活中也不乏温馨、温情、温暖的诗意。苦难中的诗意，让我们面对生活有了一些勇气和信心，以及忍耐和等待的韧性。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朴素可贵的性格，也是散文最可贵最值得珍视的品格。我喜欢这样的散文，希望自己也写这样的散文。
个人简介
肖复兴，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任《小说选刊》副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各类杂书两百余部。获冰心散文奖、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