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初冬的康乐园，黄叶开始飘落，草地依旧葱茏。中山大学百年校庆倒计时的仪式已经举办，设在怀士堂前的计时器，每天都在提醒人们百年一刻的迫近。此时，一位亦师亦友的故人不远万里而来，让我蓦然发现，在这座古老的校园里，一些不起眼的人，一些不经意的事，经过时间的打磨，竟也焕发出别样光彩。
回想起来，我和这位朋友相识已经四十年。他叫仇江，1984年，我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山大学古文献所时，仇江也从广州一家照相馆考进古文献所当资料员，于是我们成为同事。当时的古文献所，设在康乐园最早的古建筑马丁堂一楼左侧，在所长王起先生倡议下，古文献所开始整理“车王府曲本”，仇江和我都参加了，还出版了几册整理本。1987年，我考上复旦大学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回到中大中文系当老师。虽然同在康乐园，我们俩却极少见面，只知道仇江在古文献所做资料员，一直做到2006年退休。
退休后的仇江，很快成为康乐园一个传说——身怀太极绝技的他，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我也想抽空去学拳，却总是觉得忙而拖延。直到2012年5月间，听说仇江年底就要去加拿大定居了，我赶紧找他拜师，他说出国前会专门开办一期太极班，于是我成为这个班的学员，与仇江从此结下一段师生情谊。
我尊仇江为师，不仅因为他教会我打太极拳，更让我在领悟太极世界博大精深的同时，从他身上看到了人品拳品合而为一的一种化境。
仇江自幼习拳，60余年不辍，拳艺可谓炉火纯青。拳品出于人品，他打拳的风格就像他的人格，不求华丽，不尚奇险，自然平易，如行云流水，体现一种苍劲古雅的境界。他的拳式或可摹仿，但他达到的纯粹常人却可望不可及。这不仅需要时间的陶炼，还需基于文化与学养、品格与信仰的体悟。
仇江的太极拳传自王乃健，王乃健传自陈微明，陈微明传自杨澄甫，此皆渊源清晰，传承有自。仇江对师门的代代相传做到了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留，不擅加改动。在这个动辄讲“创新”的年代，这种态度未免显得“保守”。严峻的事实却是，时下很多对传统的改造名为创新，其实往往带来破坏，而所谓“保守”，有时恰恰就是坚守。
仇江不仅把杨氏老拳套路完好保存并加以传承，更独创“动忘”一词来总结太极精神。道家把物我两忘、与道合一的精神境界称为“坐忘”。仇江从太极拳中找到对应的另一种入静方法，就是“动忘”。他解释，“动忘”是“在练太极中进入静虚无我的境界”。
康乐园多胜景。我眼中的康乐园，尤以马岗顶为胜。萧萧翠竹，苍苍古樟，遮天蔽日的老榕树，掩映着一簇簇红墙绿瓦。而令这些景致变得隽永的，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走过马岗顶，我会想起习拳的往事。那时候，我们每天下午五点十分就到马岗顶随仇江练拳。有一天我去得早，看到仇江在扫地，这才知道，仇江和几位教练每天都比学生去得早，提前打扫好场地。这让我有些意外。
后来从弘一法师的书里读到：在平常人想来，佛在世时，总以为同现在的方丈和尚一样，有衣钵师、侍者师，常常侍候着，佛自己不必做什么。但是不然，有一天，释迦牟尼看到地上不很清洁，自己就拿起扫帚来扫地，许多大弟子见了，也过来帮扫，不一时，把地扫得十分清洁。佛看了欢喜，随即到讲堂里去说法，说道：“若人扫地，能得五种功德……”这故事让我很自然联想起仇江，且心有所悟：伟大与平凡之间，并不遥远。
仇江出身旧时仕宦之家，1965年高中毕业生，当过十年知青，九年照相馆工人，能于38岁考入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固然拜80年代风气所赐，其自身亦有过人之处。但我常常为他抱憾：以他的功底，参加高考必中榜无疑，只因缺了高学历，职称止步于中级。后来我渐渐发现，有些声名赫赫的人，未必名实相符；有些貌似平凡的人，其实相当不凡。仇江就是这样一个超凡脱俗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慈悲为怀，竭诚做事。譬如于太极拳，他心心念念，就是要将之传承下来，传播开去。他义务教拳六十年。在国内，他教过的弟子不计其数，到加拿大定居后，又在社区义务传授太极拳，经年累月，乐此不疲。
这次再遇见仇江，我重新认识了他——他从来不炫耀自己教过多少太极拳弟子，他们却纷纷从海内外闻讯赶来谢师恩。他很少提起自己做过什么文献研究，结集出版的一册册岭南佛门史料却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
作为主编和主撰，仇江率领一批同事完成了《岭南名寺志·古志系列》《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华严丛书》等岭南佛教文献系列丛书的整理和出版，这些工作也得到本焕长老的支持。做这件事的时候，仇江已经是个退休老人。
他还主编《丹霞山古摩崖碑刻集》一书。丹霞山地质特殊，多为红砂岩，碑刻摩崖较易风化销蚀，仇江组织一批专业人员和年轻学生，对这些碑刻进行“抢救性”的摹拓。他们经费不足、工具简陋，还要爬上岩石去做高难度的摹拓，这种工作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传拓工作从2005年底开始，至2012年始成。数年之间，他们多次往返于广州和韶关，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这本碑刻本编成之后，原先有些碑刻已经漫漶不清，甚至完全风化了。这让人不禁幸庆碑刻抢救太及时了。
仇江曾经为习拳弟子赋诗曰：“恒乃第一义。”这不但是学习太极的方法，也是仇江为人处世的夫子自道。在仇江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善”的力量。
中山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时，我曾编过《中山大学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书中提到了中大历史上许多光芒四射的名字，中山大学因他们而历百年不坠。所以，今天的人们走近马岗顶，总会不由自主向陈寅恪故居行注目礼。但是，中山大学的伟大，除了有熠熠生辉的著名人物，还有众多平凡而默默坚守“恒善”的校友。
漫步校园，马岗顶的树荫、清风、鸟啼、落叶一如往昔，我会想起仇江，一个于我亦师亦友的中大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