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去年年底，刚从美国回到深圳的艺术治疗师刘嘉策划了一场半公益性质的6人团体艺术治疗工作坊。平时一对一的治疗，每小时收费1千元；而这场6人参与、持续3小时的团体治疗，每人收费88元。
这天，治疗师给出题目：画出自己和他人眼中的“我”、喜欢和不喜欢的自己、想象自己是一棵植物；也可以画一个大圆圈，在圆圈中画出滋养和消耗自己的事物。参与者Sophie画了一棵树，她说树干的左右两侧生长出迥然不同的枝叶，分别代表她的内心世界和他人眼中的她。
大家围绕这幅画作呈现的内容讨论、提问，当刘嘉提出“右侧的枝叶似乎显得分散、脆弱，让树底下的松鼠不知道该爬上哪一根树枝才好”等疑问时，Sophie似有所悟。
她想画出不同颜色的树枝，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是分散的；树干的左侧代表她的内心世界，树枝简单却粗壮，绿叶繁茂，松鼠在其间玩耍。“经过大家的讨论，我发现，我的内在其实是充盈的，但我需要‘向外成长’，与人建立更好的联结方式。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的内心更清澈了。”她说。
“艺术治疗就有这种神奇魅力，这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原因。”刘嘉说。
连接“冰山下的90%”：艺术治疗是什么？
倪明是国内最早接受海外艺术治疗专业教育、培训的艺术治疗师之一。她本科学油画教育，毕业后去了南京一家孤独症幼儿园工作，在那里，她第一次听说“艺术治疗”。2011年，她入读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的艺术治疗硕士专业。毕业后，经过临床实践实习、督导，她成为一名在加拿大国家艺术治疗协会注册的艺术治疗师。
“艺术治疗是一种辅助疗法。”倪明介绍，国外医院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通常由一个团队合作完成，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艺术治疗师、社工等。对于未被诊断，只是有焦虑、抑郁情绪或感到压力、面临身心困境的普通人，艺术治疗就能够起“治疗”作用。“并不是精神状态非常糟糕才进行艺术治疗，有的来访者只是来探索自我、探索职业选择。”
除了以美术为媒介展开治疗活动外，还有音乐治疗、戏剧治疗、舞动治疗等。艺术治疗更像是艺术和心理学的“联姻”——艺术本身就有疗愈作用，艺术治疗则基于心理学理论方法，根据来访者自身的需求和背景，选择适合的艺术材料和艺术活动，帮助来访者找到问题的根源。来访者在创作和表达中激发脑部的神经元，并实现自我理解，疗愈的效果就产生了。
在艺术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扮演的角色更像陪伴者，他们不对来访者的作品作出分析，而是用开放式的问题引导，与来访者共同讨论。帮助他们看见、发现、思考，一步步接近作品背后的原因，从而改变。
心理学的“冰山理论”将一个人的“自我”比作一座水中的冰山，人们能看到的只是浮在水面上10%的一部分——行为，而更大一部分的内在世界却藏在更深层次，不为人所见。“我们在探索这90%的部分，艺术能够连接我们的情绪、感受、内在，能够连接冰山下看不见的90%。”刘嘉说。
打败“妖怪”，找到内心的力量
每个人都在“健康”和“非健康”之间游移，“生病”与“不生病”之间有模糊的地带。近年抑郁症、焦虑症患者的增多，给医院精神科门诊带来不小压力，“流水线式”的诊断难以关怀每个就诊者的独特性。
人们开始寻求这一问题的人文解法，艺术治疗如今已经被应用到医疗中。
刘嘉认为，现有的精神医疗系统主要在科学的范畴内展开，有具体的诊断、分析指标，对患者的治疗会更加量化、理性。而艺术作为一种媒介，具备感性的特点，能够补足精神医疗的人文向度。但一场艺术治疗最起码要2小时，如果要覆盖到更多患者，还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普通医院来说是不现实的。
艺术治疗师要像侦探一样，根据来访者的状态和作品收集信息，分辨出有效和无效信息，在下一次来访时继续收集、分辨，有针对性地交流、引导。
心理咨询师刘丽有时会把艺术治疗用到心理咨询的过程中，用绘画或音乐辅助。她发现，艺术治疗对于人格气质中属于敏感类的人群可能有更明显的作用。“又比如低龄儿童，他们更多是具象思维，很难用抽象的概念表达。大多数孩子表达内心的恐惧，可能会说有妖怪之类的。那么我们可以用绘画的形式帮助孩子从面对到化解恐惧。”刘丽说。
刘嘉辅导过一个经常做噩梦的孩子。在5次治疗中，孩子用不同颜色的圆画下他的梦，很清楚地告诉她，蓝色的梦、绿色的梦、红色的梦分别代表什么；让他画下具体的噩梦，他画了妖怪和被妖怪打倒的人。她一步步引导，让孩子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打败妖怪，然后画下来。在多种尝试后，最后他画了一个火柴人。孩子说，火柴人以前一直在他身边，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弄丢了，在这个治疗过程中，他又想到了它。
“这是特别典型的用艺术进行治疗的例子。当孩子特别肯定地说火柴人可以打败妖怪，他就找到自己内心的力量。”刘嘉说。
关注个体的独特，还讲究对细节的把握。刘嘉发现，绘画有时能超越口头语言表达，抓住关键的细节。她做过家庭治疗，发现两个孩子在用各自的症状争夺母亲的关注。她把这一观察告诉那位母亲，对方却否认了，认为自己对两个孩子很公平。刘嘉让她画一幅亲子三人的日常，结果妹妹位于画的中间，占比很大，而身形较大的哥哥在画中竟和妹妹的大小差不多。当刘嘉向她询问关于这些呈现的困惑时，她突然不说话了，意识到问题所在。
行业“鱼龙混杂”亟需管理
近几年，国内心理咨询行业蓬勃发展。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市场规模达到953亿元。最近打着“身心灵疗愈”口号的体验式消费更是层出不穷。面对庞大的心理服务市场需求，相比行业规模逐渐膨胀的心理咨询和身心灵行业，艺术治疗在国内依旧只占有狭小的空间。
上海心理学会艺术心理专委会主任、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周彬介绍，艺术治疗体系是在近5年才开始被社会各方关注。2023年9月，上海心理学会成立了“艺术心理专委会”分支，截至去年有注册会员300多人。“现在有不少医院精神科在做艺术治疗，甚至骨科、妇产科、外科也开始应用。”周彬说。
事实上，艺术治疗和艺术疗愈两者存在共性，也有差异。周彬认为，艺术治疗的重点在于“治”的过程，基于心理学理论方法进行临床干预，更多针对患有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的人群；而艺术疗愈更多针对健康或亚健康人群，将艺术作为一种媒介，创造一种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帮助来访者自我觉察、自我成长。艺术疗愈强调的是情绪的正向变化，在疗愈过程中需要治疗师的专业引导和精心设计，能否及时发现、妥善处理来访的负向情绪，也考验其专业水平。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艺术疗愈的泛化，因为很多人把艺术活动、艺术教育当作艺术疗愈。”周彬说。例如一场音乐会能调动听众的情绪，与参与者产生共鸣，但表演者或者主导者无法及时处理所有观众的各类情绪。
泛化意味着“鱼龙混杂”。2017年9月，心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被从《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取消。国内现在也没有统一的艺术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针对艺术治疗或者艺术疗愈的法律法规目前还不成熟与完善。
在庞大的市场需求驱动下，“疗愈”甚至成为一个很能挣钱的概念，最终侵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如今不少个人或商家以精致的商业包装推出价格不菲的服务，吸引不知情的消费者。“这类乱象需要整治与管理”，需要学界、业界共同努力规范市场，周彬说。
将目光投向公共领域
不少社会组织也将目光投向公共领域的艺术疗愈，尤其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从事艺术疗愈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上海艺途公益基金会（简称WABC）致力于用艺术疗愈的方式服务于心智障碍等特殊群体，同时也会举办面向公众的艺术疗愈工作坊及“错袜日”公益倡导活动（鼓励参与者在活动当日“穿两只不一样的袜子”）。
“对于参与者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体验机会，让他们在城市节奏中慢下来，真正感受自己内心的变化，专注于自己内心的表达。”在WABC工作了5年的王涛介绍，工作坊的参与者既有普通人，也有心智障碍群体。在艺术疗愈创造的氛围中，他们往往带着善意与包容互相倾听，像朋友一样相处。这是一种打破偏见和污名的实践方式。
“应用心理学有三大目标，第一是帮助有心理障碍的人解决困境；第二是培养有特殊天赋的人；第三是让普通人生活得更幸福。并不是生病了才需要心理上的关怀，心理服务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福利。”刘嘉说。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问题和困惑，“艺术治疗是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
除了走进医院等公共医疗体系以及公益组织的多元实践，艺术治疗、艺术疗愈如何更好地走入公众的生活，达到应用心理学的终极目标——让普通人生活更幸福？
“国外有很好的模式——进社区。”周彬说。她认为，可以从社区机构切入，例如在基金会、社区文化中心、社区养老中心、社区学校中推行艺术疗愈。“如今有更多政策和行动在逐步完善社区功能，但主要围绕教育、养老和生理健康展开，社区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内有的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艺术疗愈在社区中的作用。周彬介绍，上海市的部分区级团委已经开始组织社区艺术疗愈活动，服务对象覆盖各个年龄层的人群。对于老年社区如敬老院，也有政府开始购买艺术疗愈相关的社会服务。
去年12月，深圳市龙华区开展了免费面向公众、持续一个月的艺术探索节，从覆盖绘画、音乐、舞蹈、戏剧等领域的艺术疗愈工作坊，到行业人士汇聚的圆桌讨论，这场关于艺术疗愈的盛事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体验。活动承办方是陈燕南成立、运营的艺术心理教育组织。在心理咨询行业从业多年，后转向艺术疗愈行业，陈燕南认为，艺术疗愈可能是未来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关注的重点。她以社会企业的运营模式，将艺术疗愈带入校园和家庭教育，又以公益的形式让艺术疗愈走进山区学校和公共空间。
“心理咨询服务是有瓶颈的，人们有问题才来找你。如果艺术疗愈运用到教育中，能够疏通人们的情绪，达到‘治未病’的效果，那为什么不尝试让大众应用它？”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