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静与陈洲夫妇历时16年，走访广州多个城中村改造现场，拾起了一段城市记忆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广州市海珠区怡乐社区，一座方正的小房子外墙上整齐地贴着2100多块门牌。门牌是一种标记，定位一座房子在城市中的坐标，当上千块门牌赫然铺陈眼前，上面那些曾经的具体坐标已无法在地图上搜寻到，但仍能帮助定位一段城市发展中的记忆：这些门牌来自十几年前被拆迁的林和村、杨箕村、琶洲村等城中村。
这座小房子是怡乐社区的文化艺术馆。1月21日，“捡来的博物馆”一展在此正式开幕展出。该馆内外陈设的所有展品，都是由艺术家张晓静与陈洲夫妇历时16年，走访广州多个城中村改造现场，如拾荒者般从废墟中淘来的。
时代发展的滚滚浪潮推动着无数人聚入城中村，又散入茫茫人海。昔日门牌随拆迁的推进掩埋在废墟里，如今又重新回到墙上，过时的生活用品曾被淘汰，现今又被悉心收集并展出。张晓静和陈洲从遗留的城中村里捡来这样一座博物馆，也拾起一段特殊的城市记忆。
捡来的博物馆
这座小房子不大，平时供怡乐社区进行文化交流或公益活动。从2016年开始，张晓静就带着学生在怡乐开展艺术进社区的探索，此次受公益组织邀请，她与丈夫陈洲二人将16年间不断收集得来的城中村物件整理出一部分，放在该馆展出，展览取名“捡来的博物馆”。
展览名副其实，馆中所有物品来自如今已被拆迁的林和村、杨箕村、冼村、官洲等城中村，由夫妇二人一件一件从瓦砾和垃圾堆中拾起。
陈洲带着记者在房子里转悠。四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张老照片，随着拆迁进行，镜头下的主角搬家离去，照片却在匆忙中被遗留；一侧的桌子上摆放着各类生活用品，老式的钥匙、派出所的警务记录、贴着“双喜”的婚镜、旧式的音响、缺损一角的粉彩陶瓷摆件……更引人注目的是房中的柱子，上部贴着白底红字的“出租屋”牌子，下面挂着各式钟表，有些需要拧上发条，已过经年还能走动，只是报时不算准，偶尔会响起当当的报时声。陈旧而又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
“这些东西其实价值不高，但透过这些物品，我们看到的是人，是故事。”陈洲拿起一面小圆镜。他跟很多人提起过这个故事，“这面镜子属于一位青岛大学外语系的大学生，她当年南下广州工作，她妈妈就把自己的结婚礼物，也就是这面镜子给了她。她带着这面镜子来到广州落脚扎根，拆迁搬走前很不舍，就把这面镜子留给了我们。”
陈洲拿出柜子里的厚重卷轴，这个被夫妇俩取名为“富春山居图”的作品，其实是由42张小学生的奖状拼成，足有17米长。2010年5月23日，张晓静和陈洲在林和村“寻宝”，躲进一间已经搬空的出租屋避雨，一进屋两人就被震撼到了：在人去楼空、周遭废旧的环境中，这些奖状被贴在一面3米高、4米宽的完整砖墙上，两人当时就流泪了，“恨不得将整面墙切割下来收藏”。这些奖状由天河东方小学的三位学生获得，他们都是外来工的孩子，在异乡读书，获得的一张张奖状成为他们父母引以为豪的东西，被粘贴在家里最显眼的墙上。三位学生的名字分别是：徐小惠、林创雯、徐观博。其中徐小惠获奖最多，屡获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等称号。据推算，如今徐观博约32岁，徐小惠约28岁，林创雯约29岁。
展出的物品种类繁多，甚而零碎。一个塑料外壳也有历史，“这是当时村子里水电表的外壳，里面的表能卖钱，被卖废品的撬走了，我抢不过他们，只带了个外壳回来，这曾经是家家户户生活的见证，我觉得特别珍贵。”陈洲回忆道。
“捡来的博物馆”在布展时，就吸引了多位附近居民关注，其中陈列的物品承载着不少人的回忆。一位阿姨把自己用过的老式缝纫机搬来，也成为展品；外墙的门牌还在贴上时，就有老夫妻相携站在门外，一块又一块细认上面的号牌；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掏出一本钟表工人证，说自己曾是电子表工厂的工人，他细细看着柱子上的钟表，说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厂生产的。
正式展出后，这座小房子因独特的外观也成为新的打卡点，但人们在看这些他人旧物时，更多地在翻找自己的记忆。有人从照片墙上找到自己的同事，激动万分，他们都曾在林和村居住，在同一间厂工作，当年厂里组织去北京游玩，照片即是在天安门广场拍摄。
七千多块门牌
这座博物馆最醒目的展品，当属外墙上贴着的2100多块门牌，这只是陈洲和张晓静收藏的一部分，16年里，他们共收集有7000多块门牌。
2007年，夫妇俩从法国留学归来，选择在广州安家。张晓静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的一名老师，陈洲还没找工作，每天在南亭村里买菜、溜达，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捡垃圾”。“看到以前人家结婚用的米斗被扔在路边上，那个漆器无论工艺还是描花都做得很讲究，我就捡了回来。”陈洲提到。
后来，林和村拆迁的消息传来，一位朋友告知夫妇俩，请他们俩一定要进村去看看。分别来自安徽和江苏的陈洲和张晓静第一次进入广州的城中村，就被一种独特的气质深深打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及刚毕业的大学生聚集在村里，从握手楼走出，经过古朴的祠堂，又穿过各式的摊档，从歪歪扭扭的小巷中拐出，去往城市更宽广的地方辛勤打拼。“广州的城中村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是能看见土狗的。”陈洲打趣道。
拆迁过程中，夫妇俩进村做田野调查，也不断捡起村民搬家时遗留的“垃圾”，捡得最多的就是门牌。一开始，是被门牌上的名字打动，譬如大气古典的“潜龙里”，具有教化意义的“居善里”，隐藏典故的“择邻里”……村子被拆后，高楼重新建起，这些邻里街道名字也就逐个消失了。一个门牌背后是一个或几个家。因而再后来，夫妇俩希望能够借这些门牌，去引发人们对于传统地名保护的关注，也希望借这些门牌，留存关于家的记忆。
拆迁时，推土机挖掘机轰鸣，所到之处屋舍坍塌，张晓静打着伞掩护，陈洲挨家挨户去撬下一块块门牌。他们俩还曾被捡破烂卖废品的误以为是同行，被善意提醒说门牌“卖不了、不值钱”，也曾被误抓进派出所，在解释清楚后，还和民警们成为朋友。有一天，他们俩接到电话到所里一看，民警们从清空的村子里帮他们收来一堆门牌。这些年，不管是自己捡也好，高价买也好，只要听到有旧门牌的下落，即使开车几小时，夫妇俩都要去收集过来。
2010年4月，林和村全村搬空开始改造时，张晓静和陈洲正式开始做城中村博物馆项目。在村口，他们找了块废弃的板子，请艺术家朋友廖陵儿题了“城中村博物馆”几字后，就挂在大树上，在树下开展。
十多年间，城中村博物馆断断续续在不同的村展出，收集来的门牌也曾上过大展，但更多时候尘封在张晓静的工作室里，直到今年集中在怡乐社区展出。布展时，夫妇俩商量，展品都是捡垃圾捡来的，展名就叫“捡来的博物馆”。
遗留的城中村
张晓静常拿着相机在广州各个城中村穿行，用镜头记录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在冼村，下午四点街道两旁的空地就有人铺上了报纸和肥料袋，为稍晚些的夜市摆摊霸位；来自河南的豫剧草台班子平时在广州各个繁华点开唱卖艺，晚上就在冼村的小房子里居住；在杨箕村，由于地势低洼，大雨后二手书店和摄影房的老板把书籍拿出来晾晒，铺满一街；断水后，妇女们挪开井盖，聚在一起抽井水洗头发，身后的房子里物品凌乱，可见搬迁迹象……
浓重的生活气息以及搬迁进行中各色各样人物与现实的碰撞，吸引着张晓静。“我们一次次进村，一开始不被理解，但讲明意图后，那些朴实的居民就会主动跟你说话，说他们的故事，怎么来的南方，怎么来到这个村子里，我们就像一个倾听者。”张晓静说。有村民主动把门牌拆下赠与，也有许多人愿意把东西留给他们，或许也期待这些物品，能在某一天讲述他们曾经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广州快速发展，城市日新月异，在极快极猛的脚步中，城中村仿佛是个缓冲板，承接了大量外来人口，又向外输送源源不断的动力，它以“落后”的面貌，助力塑造了这个城市全新的形态。
很多人来到广州的第一个落脚处，就在城中村。一位磨眼镜的女师傅来到林和村，开了家“何记钟表眼镜店”，拆迁消息传来，她在赖以为生的机器上写上“1986年”和“2010.4.11”，这是她在林和村居留和离开的日子；留下小圆镜的青岛大学学生，坐着火车从山东到广州，在村子里开店，又结婚生子，有了家，又搬走；生活在杨箕村的江西老乡，在音响上写下“希望广州人永远能听到江西老表的声音”，离开前他说：“我20多年没有种过地了，但我现在不得不回家。”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是落脚处，久而久之也就成为了家。当拆迁消息传来，很多人匆忙收拾着家当，原本的家将消失，此乡还是他乡，有不舍、有留恋，也有惘然。
“林和村拆得比较急，几天时间就全部封村了，很多人搬走以后，电焊工就过来把这一家的门焊死，就再也不能回来拿东西了。”张晓静回忆道。
拾起的记忆
在曾经的城中村中“捡垃圾”，张晓静和陈洲可以随意“闯进任何人的家”，他们看到很多遗留的物件和离开的人，也听到很多人遗憾的心声，但在废墟里，夫妇俩并不感到失落，反而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内生的活力。
“广州城市的建设和运转，各行各业都少不了外来务工者。中国的城市，很少有像广州这样，城中村就坐落在繁华地段旁边。一个个外表上看起来有点脏乱差的小村子，恰恰显示了广州的包容性、接纳性，让人能以低廉的生活成本，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张晓静说，“这些异乡者和城中村的本地居民，也慢慢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态，向外影响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在城中村中穿行，陈洲感到一种秩序感：“在急速变化中，土地上的房屋不断建起，特殊的握手楼现象在这里产生，但在拥挤中，虽然管理难度大，但总体还是个有序的状态，因为里面的人都有事做，久而久之就形成社区，里面有药房、理发店、按摩店等，你甚至可以不出村，基本的问题都能在里面解决。”
他还提到，本地房东们以将房子租出去为出发点，尽量周全，不断解决租客们的生活难题，甚而帮忙留意工作机会，留心照顾那些缺少家长看管的儿童，无形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城中村的协助治理者。这些房东或许是部分他乡者来到广州最先认识接触的本地人，房东的面貌和态度构成了外来者对这座城市人情冷暖的最初认知，感受到的和善周全态度，也让他们更愿意留在这座城市奋斗。
在这里，张晓静和陈洲看到属于这座城市的温暖一面、闪光一面，也感受到这座城市发展的独特生机。开展“城中村博物馆”这件事，也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我们除了挖掘老物件外，还收藏了很多外来务工者的资料，这是平凡人的奋斗过往，也希望能够留下一些痕迹和故事，记住广州的城中村曾经有过这样的功能。”张晓静解释道。
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城中村或消失或搬迁，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社区。多年来，张晓静坚持做公共艺术进社区等项目，“社区艺术在创作的过程中，会慢慢改变整个社区，改变其中的人。”“捡来的博物馆”开展后，吸引了怡乐社区八成左右的居民前来怀旧。站在馆中，居民们端详着这些老物件，聊着共同的过往，讲着不同的经历，在集体记忆中，重拾闪亮的日子，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2023年12月31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正式“首拆”。在拆迁前，张晓静和陈洲带着孩子们去了一趟康乐村，“他们是中国服装行业里非常成熟的工人，有人一开始来到康乐村，几平方米再加一台机子，就这样发展起来，最后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成为拥有上千平方米厂房的老板。这是他们付出过青春的奋斗之地，也可以说是中国梦的一个小缩影吧。”陈洲提到。
在康乐村，夫妇俩或捡或买，收集了一些制作服装剩余的布匹边角料，今年元旦时，社区居民和孩子们用这些布料携手制作了一条“龙”，就悬挂在展馆中。龙身盘旋下，旧的村子在消失，新的城市在产生——万象众生游移其中，总有故事在发生。
记者手记
城中村这一符号 该以何形式留存？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在外头望着这座小房子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门牌是死物，静止地贴在墙上，凝固一个地址，但当那么多块门牌排在一起齐整地出现在眼前时，时空仿佛是流动的。
这些门牌是城中村过往的见证者——无数人在这几千个地址居住过，又搬走；它们在热闹和繁华中，迎来时代发展的前迈，注定被新的地名替代；如同历史的碎片，被遗留在拆迁中的废墟里，直到被陈洲和张晓静捡起。
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从一个标记定位，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这不仅是物理空间上的变化，更是社会结构、人口分布的深刻变革。是其附着的迁移感，使得门牌承载的人和故事厚重起来，跨越数十年的时间界限，跃然浮现眼前。
这座博物馆摆放的东西似乎价值不高，但一件件看过去，并不陌生，很多过往的记忆随着这些老物件被重新唤醒，几乎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经历产生共鸣。
“捡来的博物馆”不仅展示了城中村的面貌，还揭示了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透过这一角，我们得以寻摸社会发展的细纹。
时代浪潮迅猛，社会形态在不断变化，我们会逐渐适应城市社区生活，城中村或许会在更久远的以后成为一个符号或者象征，那些早已湮灭不见的人与事，该以何价值存在，又以何记录，更以何留存？而在社区中，在这一与满满烟火气的城中村截然不同的全新社会形态里，我们又该如何捕捉其独有的社会印痕，借助诸如社区艺术等的载体，去记好新一页历史，讲好每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