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新时代报告文学高质量发展峰会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下，报告文学发展现状如何？存在怎样的挑战和机遇？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徐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忠，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陈启文，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燕——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陈晓楠 实习生 周颜佳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育文 林桂炎
像贴碎片一样复原事件原貌
羊城晚报：您怎么定义“报告文学”？
徐剑：报告文学从名称上看是舶来品，我认为报告文学可以溯源到《史记》。中国有强大的史传传统，司马迁所修《史记》就有接近报告文学的真实，颇具现代意识。所以，我认为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历史应该是很久远的。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性是第一位的，是不能越过的边界。用文学的方式表达，落点在于人。真实事件任何人都可以写，但是报告文学的表达应该是用文学的形式，是生动的、独特的、陌生的。虽然这种表达也会有主观的、眼睛见不到的、未经考证的东西，但一定要合理，要经得起推敲，能像拼贴考古碎片一样复原事件原貌。
羊城晚报：报告文学与当下热门的“非虚构”有何联系？
徐剑：“非虚构”是针对报告文学的写作过于程式化、过于高大上的弊端而提出的。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某些报告文学作品不好读、不受待见，所以才产生了非虚构的概念。我觉得这两者是互补的，非虚构强调私人立场、作家自我的角度，可以写得更有体验性、现场感，但我怀疑有些非虚构写作过于情感化，读者在享受文学盛宴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有被真实的虚假戏弄的感觉。“国家书写”如何与民间立场的书写、作家个人立场的书写结合，这是需要探索的问题。
感动是起码的门槛
羊城晚报：现在的报告文学是否大多是主旋律的题材？
徐剑：有主旋律的，也有民间立场书写的。比如，我最近写了一本书——《西藏妈妈》，就写了西藏儿童福利院，全是平民老百姓。我有“三不写”：走不到不写、听不到不写、看不到不写；还有“三化”：名人传奇化、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这都是我创作报告文学的一些原则。不能总是像一只夜莺那样歌唱，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应该是记录世道人心，记录春秋历史。报告文学有几个特性：纪实性、预见性、揭橥性，有现实主义的锋芒，但首先要让大家能读下去，让读者把眼泪流下来——这不是煽情，而是感动，这是起码的门槛。
羊城晚报：感觉好像是写不了虚构再去写非虚构？
徐剑：在我来说，报告文学写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能否写出好的报告文学，在于你是不是有充分的准备来驾驭这个题材，你是不是熟悉这个领域，如果不熟悉，你是不是能很快地学习？一个好的报告文学作家，当写完一个领域，就应该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
羊城晚报：您现在是不是还在进行其他文体写作？
徐剑：散文还在写，我大概出版了七八本散文集。其实散文是我的报告文学写作间的“小品”，就像画家的小品一样。每次散文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为下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作准备。当然，我也在写书法，甚至写古体诗词。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多种文体训练，应该有更深广的文化积累。
《哥德巴赫猜想》为何“洛阳纸贵”？
羊城晚报：为什么徐迟的报告文学作品《哥德巴赫猜想》当年会“洛阳纸贵”？
徐剑：《哥德巴赫猜想》的落点是人，是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当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时候，碰到像陈景润这样的典型，一个优秀作家笔下，就诞生了感动一个国家的文章。
报告文学的写作门槛看似很低，但难度系数极大，它需要人的经历、学识、才华和思想。报告文学作家要成为半个思想家、半个文学家、半个社会活动家、半个哲学家……才能写出特别好的作品。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个体，你要从一个改变历史的大人物或是一个默默无闻过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身上，挖出生动的、独特的、感人的故事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徐迟做到了。
在大家只能有限地读书和看报的年代，《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顶级的《人民文学》和《人民日报》上连载，就形成“洛阳纸贵”现象。
羊城晚报：现在的文学作品很难再有当年的“待遇”了。
徐剑：当然，现在的文学传播生态和当时截然不同了。现在是坦克式冲锋，大军团似的一拥而上，但拼不过当年一个步兵的刺刀。这是当代作家的宿命。此外，当今读者的审美也提高了。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现在的报告文学创作？
徐剑：这是一个强大的写实主义时代，中国的报告文学承担着“国家队”的写实责任。当发生灾难的时候，报告文学作家总是作家中第一批冲上去的，比如说汶川地震、新冠疫情、长江大水灾、冰灾……都是冲在第一线的。这支队伍绝对就像司马迁一样承担着一种国家的使命、义务和责任，当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书记官把历史记录下来，包括港珠澳大桥、青藏铁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等。
广东报告文学将无愧于这块创造的高地
羊城晚报：报告文学在这个时代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徐剑：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报告文学的高峰，我们那一代人深受那个时代的影响。当今时代，对报告文学需求量仍然很大，主题出版成了许多出版社业绩考核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至少是并驾齐驱的。但这个社会在一日千里的同时，似乎又变得有点无序，作家可能无法适应这种急剧的变化，把自己关在玻璃屋里。所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真实比虚构更重要，报告文学又变得特别需要了。
羊城晚报：报告文学的作者、读者好像都有老化的现象？
徐剑：都有点老化，但报告文学作家还在努力，写作成了一种惯性，我就要求自己下一本书一定要比上一本书写得好。报告文学也要讲究有“回头客”，尤其在新媒体环境下要有危机感。新媒体阅读轻松，生动，快节奏，这些报告文学可以吸收，报告文学这个文体的写作要有新人，新观念，新创造。但我对自媒体对报告文学的冲击，并不是特别焦虑，因为我相信报告文学是替代不了的。
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广东报告文学创作现状？
徐剑：广东的报告文学和广东的经济一样，是一个创造的高地。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我始终把它看作是未来之城、世界中心。广东的报告文学应该也将会和这块土地的创造相匹配，无愧于这块创造的高地。广东的报告文学这几年很有起色，在整个报告文学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我对它充满期待。
【学者论】
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于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
王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如果从量的角度来看，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已经很多，2022年报告文学参评鲁奖的有338部，是所有门类里面数量最多的。从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开始到今天，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在印刷传媒这个背景下，报告文学文体的发展非常兴盛。
但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要客观地认识报告文学自身的价值。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作用是对于现实的真实把握，也就是今天常讲的非虚构精神的强化和践行，这一点是报告文学对比所有其他文体来讲的最核心的文体要素，如果这个要素没有了，报告文学的文体价值也就没有了。
改革开放文学的报春花，除了小说《班主任》之外，就是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哥德巴赫猜想》为什么成为里程碑？是因为它非常好地或者说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的现实关怀。回头再读《哥德巴赫猜想》，常读常新，它有现实关怀、思想反思，有对“文革”的反思，非常地敏感，甚至可以说是超前。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首先是一个思想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应该仍然是报告文学的重要价值。
如果报告文学要进行高质量的发展，它一定要超越新闻模式，要趋向于思想性和主题性，实际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作家本身要这样做，而是读者或者你所处的环境要求你不得不这样做，这样的趋向是读者对于报告文学的文体期待的位移。
在印刷传媒的年代，报告文学可能是“轻骑兵”，很多事情是由报告文学短平快地报道出来、揭示出来，但是今天要和网络媒体短视频去拼快，报告文学没有这个优势。报告文学的优势在于什么？同样是读者要求的，他不要求你或者说他并不期待报告文学给出多少新闻面——说实话，很多读者的新闻面比我们快得多——而是要期待新闻面里面的东西，期待作家对于重大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的具有深度、广度的认知与思考，即新闻背后的新闻。
报告文学的数量很多，但为什么有些报告文学不好看？有人说文学的笔法不行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它是新闻体式。很多报告文学作家做过新闻记者，记者的报道是中立立场，但报告文学作家一定是思想家，报告文学一定要有主体要素，要介入，不可能完全做到中立。比如，对同样一件事情，报告文学作家就无法完全像新闻记者那样“零度”，不可能，也不需要。
今天的报告是明天的历史，衡量一部报告文学是否具备优秀品质，就看它有没有文献价值。也就是说，当谈到某一类事情的时候，会说你去看看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这个作家的这部报告文学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准确真实的文献，虽然是文学性的表达。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非虚构文学是一个大的类型，它并不是一个文体，非虚构和报告文学是不对等的。
有的读者认为报告文学就是宏大叙事，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不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还是重大的人物，都是要写一个大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