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董柳 李焕坤
图/受访者提供
深中通道6月30日通车。这个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创下多项“世界之最”的超级工程惊艳世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我国桥梁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在深中通道通车之际，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专访了在桥梁设计研发第一线工作已32年的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以下简称“中铁大桥院”）总工程师肖海珠，请他谈谈自己经历的中国桥梁之变。
桥梁技术进步是祖国发展进步的一部分
羊城晚报：首先能不能介绍下您跟桥梁结缘的故事？
肖海珠：我的故事比较简单，跟很多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的孩子一样。当年上大学时报考了西南交通大学的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铁大桥院。来了之后发现这里高手、大师云集，特别是民主、创新的技术氛围非常好，30多年来对我的熏陶很大。尤其是一些老前辈对桥梁专业的热爱、对技术的执着追求，我从中受益很深。
羊城晚报：当时学桥梁专业有没有什么机缘？
肖海珠：我老家在安徽农村，地处江南，小时候那里交通不便，到处都是河，加之渡船条件不好，时常听到有人因为翻船而死亡的消息。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桥梁梦，希望天下都是坦途，遇水就有桥。
羊城晚报：中铁大桥院参与设计的桥梁总数，目前有没有一个统计？
肖海珠：我们院是新中国第一个设计大桥的单位，它成立于1950年2月份，当时成立的目的主要是设计武汉长江大桥，中央把全国各地的桥梁精英汇集起来，成立了这个单位。
据不完全统计，70多年来，中铁大桥院设计了1000多座桥梁。祖国的东南西北基本上都有我们设计的桥梁：最东边黑瞎子岛上的桥是我们设计的，南边海南岛、澳门、广东的一些桥是我们设计的，西边新疆、西藏都有我们院的作品；几大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有桥的地方基本就有中铁大桥院的身影。
羊城晚报：有哪些比较重要的？
肖海珠：我们院设计的桥梁，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就是武汉长江大桥，这是我们院老先生们设计的第一座桥梁。长江上后面几个大的桥梁里程碑，比如南京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天兴洲长江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还有主跨1092米的沪苏通长江大桥、五峰山长江大桥、杨泗港长江大桥、前不久合龙的主跨1208米的常泰长江大桥，都是我们设计的。另外，世界最长跨海公铁两用大桥福建平潭海峡大桥、世界目前里程最长的跨海公路桥梁杭州湾跨海大桥等也是我们设计的。
羊城晚报：这些桥有什么特点？
肖海珠：总体来说有三个特点。一是，在铁路桥梁方面的成就世界领先，高速铁路桥的设计时速是250公里以上，有的达到350公里。二是，这些桥的跨度比较大，包括现在世界最大跨度的双层悬索桥、铁路斜拉桥、铁路悬索桥，都由中铁大桥院设计。三是，我们的很多技术是原创。
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您30多年来一直工作在桥梁设计和研发的第一线。这30多年来，您对中国桥梁技术的发展有怎样的感受？
肖海珠：30多年来，桥梁技术的进步是祖国发展进步的一部分。
我刚毕业的1992年，我国最大跨度的铁路桥是南京长江大桥，跨度160米。1993年，跨度216米的九江长江大桥建成，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我们铁路桥的最大跨度已到了1208米。在建的浙江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跨度将达1488米。也就32年时间，铁路桥的跨度从160米跃升到近1500米。公路桥的发展速度也很惊人，已建成的杨泗港长江大桥主跨达到1700米，在建的张靖皋长江大桥主跨2300米，建成后是世界最大跨度公路桥。
同时，在建桥材料、建造技术方面，包括钢材、高强度钢丝、混凝土等，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武汉长江大桥也好、南京长江大桥也好，那个时代工业化水平包括机械化水平都不先进，当时造桥的部件是在工厂里制造好，然后运到现场用高强螺栓、铆钉拼接起来。现在，大型的桥梁，有的是整孔制造、整孔安装，整个工业化、机械化、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
另外，在桥式方案方面，早期的桥包括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是以梁式桥为主，现在斜拉桥、悬索桥、斜拉和悬索协作体系桥都有了，桥式方案得到非常大的发展。
大型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桥梁的主要变化体现在哪里？
肖海珠：新中国成立前，大型桥梁基本是利用国外的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武汉长江大桥也是在外国人帮助下完成的。这是中铁大桥院设计的第一座桥梁，有人认为是苏联人设计的，但其实是我们院的老前辈设计的，当时苏联提供了帮助。设计图纸上签字的都是中国人，我们档案室里有相关档案。
到南京长江大桥以后，咱们的桥梁都是独立自主设计，桥梁的跨度、桥式方案、材料建造技术等等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羊城晚报：这75年，我国桥梁建造走过的历程有什么特点？
肖海珠：我用八个字总结一下：爱国、奋斗、创新、发展。
第一个是爱国。热爱祖国，你才会为之奋斗，中铁大桥院是代表。我们第一代桥梁专家在国内是最强的，跟“两弹一星”的功勋处于同一个时代，当时很多人怀着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回国。中铁大桥局的第一任总工程师汪菊潜、第二任总工程师梅旸春，他们都是从美国归来。老一代桥梁专家对祖国的情怀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第二个是奋斗。整个桥梁技术发展的历程，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奋斗，每一代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梅旸春总工程师是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现场去世的，就体现了这种艰苦奋斗精神。
第三个是创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离不开创新，特别是离不开自主创新。现在有的产业在产业链还没有完全发展好的时候，人家“卡”你脖子、搞“小院高墙”，给你设技术屏障。我们桥梁行业经历得比较早。南京长江大桥1960年开工建设，最早计划用苏联提供的钢材，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停止供应钢材和设备。最终，鞍钢研制出所需要的钢材，也被称为“争气钢”。老一辈桥梁人从那以后，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感和痛点，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力推自主创新，要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四个是发展。发展体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目前在整个工业体系里面，我们桥梁产业属于发展得非常好的一类，基本上没有需要从国外引进或进口的技术、材料。如今我国的桥梁产业链非常齐全，整个产业链协同发展得非常好，需要什么东西，马上就有企业能够提供。
羊城晚报：大型桥梁的设计建造，跟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有多大关系？
肖海珠：大型桥梁建设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综合实力的体现。任何一个产业，没有关键技术、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就可能被别人“卡脖子”。
大型桥梁的“大”体现在哪？可能是跨度大——像高速铁路的公铁两用桥，它的设计载荷很重，设计技术、计算软件、材料、施工技术都要跟得上。我举个例子，中铁大桥院开发软件开发了40多年，有时候设计一个桥梁不难，但是设计出来后要建造它，这就靠综合实力。
我记得2002年左右，我们在设计北京地铁5号线时要设计一个曲线梁的斜拉桥，这在当时的国内是第一座。它跨度不大，但比较复杂，用当时的平面程序算不了。那个年代，我们计算都是用平面程序的软件，因为斜拉桥也好、两面索的桥也好，都是对称结构，算出一面来，另一面跟它一样，所以可以用平面程序计算。但如果要设计一个曲线的斜拉桥，因为它不对称，曲线内侧、外侧的受力、索力都不一样，再用平面程序就算不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综合实力有多重要了。当时，我跟我们软件研发的同志讲，得赶快研发出空间程序，于是大家埋头苦干，没日没夜地去弄，最后弄出来了。
再比如，杨泗港长江大桥跨度1700米，我们在设计时希望把钢丝强度做高一点、直径做小一点，这样主缆受力、施工的效率会更高。但当时这种高强度钢丝被外国垄断，怎么办？我们把整个产业链动员起来，集中起来搞研发，最后做成了。整个研发过程蛮艰难的，毕竟做一个新东西不那么容易，但证明咱们国家有这个实力。所以说，一个大型的桥梁工程，它一定会体现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可能昨天你是最大跨度，今天就被自己超越了”
羊城晚报：目前我国桥梁设计建造水平在全球的位置大概是怎样的？
肖海珠：通过荷载最重、速度最快、跨度最大等这些指标的考量，可以这样说，我们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目前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大跨度桥梁，前十名里面大部分是中国桥梁。
羊城晚报：从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桥梁设计建造取得的进步，您能够得出哪些结论？
肖海珠：我觉得主要是三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和协同发展。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就要求中国人的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上，我们的前辈特别是中铁大桥院的一些前辈，他们就有这种深深的危机意识，不遗余力地推动桥梁技术国产化，推动高技术的布局，不让南京长江大桥遇到的那种情况再发生。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理念已经刻在中铁大桥院人的基因里了。
另外就是协同发展。整个产业链要齐头并进。这75年来，我国桥梁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体现在整个上下游的产业链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羊城晚报：“世界首例”“世界最长”等带有“世界之最”的桥梁是不是也经常变化？
肖海珠：那当然了，可能昨天你是最大跨度，今天就被自己超越了。我国桥梁技术创新的速度比较快，这是桥梁技术在不停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