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图/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周巍 蔡嘉鸿
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羊城晚报邀请权威专家学者，推出“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权威访谈”系列报道，解读、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
“历史没有终点，永远开放……我是觉得要通往未来，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7月27日，知名国际政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说。
部署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明确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于2024年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
牵动世人目光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引发了郑永年的高度关注和思考。
如何理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进一步”？
羊城晚报：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正式公布后，您看后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郑永年：《决定》当然是我们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一方面总结了我们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展望未来，它强调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如果说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那就是协同发展、协调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往的三中全会，从我们中国社会、西方和海外来看，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二十届三中全会涵盖了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总体结构，也就是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与国家治理“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既总结了我们国家过去的发展经验，也是针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一个中国方案。不仅仅是我们国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行动方案，更是我们给现在这个越来越动荡的世界提供的一个中国方案。所以，我个人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方案。
羊城晚报：从之前我们提得比较多的“全面深化改革”，到这次提出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怎样理解“进一步”三个字？
郑永年：我们的发展经过了不同的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就是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转移到经济工作、经济建设上面来；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十四届三中全会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从我们的计划经济转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我们就花了10多年时间。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面临一些短板，当时我们追求经济发展，但环保被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当时出现了我们学术界称之为“GDP主义”的崛起——光追求GDP，数量是有了，但是质量就比较差，尤其是有些领域被忽视掉了，像社会领域、城乡的一体化等。中共十八大以后强调“顶层设计”，为什么改革要“顶层设计”呢？就是要全国统筹考虑，统筹考虑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发展、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发展，所以中共十八大是一个转折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那么“进一步”在哪里？这是一个关键词。
比较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跟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你可以看出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体制机制的改革，几百条改革，每一条改革都要配合体制机制，那就是要制度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改革开放，那就是真的要用体制机制的改革来推动；同样，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如何保障呢，还是要靠体制机制。
经济这一块主要强调高质量发展。我们以前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
社会发展这一块也很重要，我们现在强调社会公平。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跟国际环境、跟国内的诉求有关系。从国内来说，改革开放一定要使得大部分民众有获得感，一个大部分民众没有获得感的改革开放是走不远也走不下去的。像美国，发展是有——经济有发展、科技有进步，但是社会越来越不公平，就导致民粹主义兴盛、社会不稳定。所以二十届三中全会非常强调社会保障、医疗、教育这些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领域，国家治理非常重要。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非常强调“rule of law”——法治。
所以我觉得，经济、社会、政治要协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现在容易改革的已经改革了，留下的是比较难的改革；好吃的肉都吃完了，我们现在要啃“硬骨头”，这就需要一个协调、协同、均衡的发展。
如何看待全会《决定》中涉及的社会热点问题？
羊城晚报：您之前多次解析中国式现代化。那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郑永年：这个逻辑非常清楚。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我研究现代化几十年，这个现代化的定义是全方位的，也是最高标准。我们为什么要把14亿人口的现代化（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放在前面？现代化“modernization”，以前叫“近代化”，现在叫“现代化”，这是同一个概念，它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现在把欧洲、北美、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这些已经实现现代化的经济体的人口加起来还不到10亿，但是我们光1个国家就14亿人口，并且我们要追求高标准的现代化，这是不容易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一个新的使命。
所以，现代化如何去实现，那就要发展，没有发展哪有什么现代化。我刚才说了，数量型的发展已经过去了，现在要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那就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就要推进改革开放。所以从深化改革开放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逻辑很清楚，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
羊城晚报：不少人认为，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此您怎么看？
郑永年：社会热点的问题很重要，我刚才说了，我们以前的发展不均衡，中共十八大以前的“GDP主义”就是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的发展被忽视了。我一直说，我们该市场化的地方没有充分地市场化，社会领域则过度市场化——像教育、医疗这些跟民生有关系的反而过度市场化。
为什么社会有些领域成为热点问题？因为我们还做得不够，这些领域我们还有很多短板，要补上。我刚才强调，为什么要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就是要把这些短板都补上去，如果这些短板不补上去，会制约发展。为什么这次二十届三中全会那么强调体制机制的改革，体制机制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的调整，一部分甚至涉及上层建筑的调整。我们发展不足、发展不充分，那就要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甚至某一部分的上层建筑来推进发展，这是很自然的。所以我就说，大家讨论得最多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存在短板最多的地方、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的逻辑是什么？
羊城晚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接下来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广东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郑永年：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领头羊，我们要继续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在开放方面，我们有很多的比较优势。比起其他省份，在改革开放领域，我们很多的体制机制建设比较领先、基础设施建设比较领先。尤其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点，有珠海的横琴，有深圳的前海、河套，有广州的南沙，这些都是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的试点。
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怎么走呢？我们几个中心城市——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如何减少恶性竞争，如何互联互通，如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大市场……方方面面，广东省比起中国其他的省份是有很大的比较优势。如何把这些比较优势都发挥出来、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也就是说，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全国层面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行动纲领。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方向性的、宏观的一个蓝图，我们可以把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理解成一个行动方案。如何行动、落地，是下一步广东要做的事情。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至少要比全国其他地方提前、率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有很好的基础、有很好的潜能，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
羊城晚报：您刚刚也提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推动改革的逻辑是什么？
郑永年：发展是一条主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二十届三中全会，我是觉得越来越系统化。以前几届三中全会主要是重点突破，因为改革要有突破口。以前的发展，我把它称为“非均衡的发展”，现在强调“均衡的发展”；以前是不那么协调的发展，到现在的协调的发展。从非均衡到均衡，从不那么协调到协调，从各个击破、突破到系统化的改革，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演变逻辑。
羊城晚报：您之前提出了一个概念——“第三个百年”，这个概念与改革开放有关系。在您看来，“第三个百年”到达的时候，改革开放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郑永年：我们的执政党是个使命型政党，我们要总体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是觉得要通往未来，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第三个百年”的主题就是改革开放百年。
如果从1978年算起的话，到2078年就是百年了，实际上到了2078年以后还会提改革开放，因为我们的历史观是开放的，不像西方是封闭式的。西方在冷战结束以后，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也是最后一个制度，但是马上就发生了新的危机，教训多么深刻。
改革永远在路上、开放永远在路上，这就是与时俱进。历史没有终点，永远开放，这也是反映共产党改革精神的一部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提出“第三个百年”就是强调改革开放对于我们这个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