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梁善茵实习生 叶恩平 通讯员 任海虹 黄晖 陈何毅
2024年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国大革命运动的产物，是一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军事政治名校。它在广州留下的历史遗迹与革命印记，历经百年沧桑，成为这座城市丰厚人文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年6月，在广州举办的“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黄埔军校分布在羊城的众多史迹点引发学界关注。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陆续寻访了1923年至1927年间，黄埔军校在广州所留下的具有代表性的数处史迹点，探究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故事。
南堤2号：卷动风云
今日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中路239号附近，车水马龙，南面是奔流不息的珠江水。时光回到百年前的1924年，当时位于这一带的广州市南堤2号，是黄埔军校筹备处的办公地点，它见证众多历史时刻，卷动革命风云。
黄埔军校筹备处开始工作时的近半个月里，没有地方可安置，孙中山只好把乘坐的“大南洋号”汽船停靠在江边，作为临时办公地点。随着招生工作的迅速展开，在船上接待外地来的师生很不方便，必须在陆地上设置地址相对固定的军校筹备处。
随后，工作人员在广州的南堤2号寻找到一座西欧古罗马圆柱式小楼房。军事历史学家陈宇在其著作《中国黄埔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出版）中曾描述，这座古建筑所处之地“是市区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924年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由“大南洋号”汽船开始迁移至南堤2号。2月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军校筹委会首次会议。时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的叶剑英应廖仲恺邀请，亦参加筹备处工作。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所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记载：“历时三月余，共开筹备会议三十二次，由委员长主席讨论决议关于筹备之各种事项。”
1924年4月25日，军校筹备处迁入黄埔岛（今长洲岛），军校正式在黄埔岛办校。此后，南堤2号又陆续成为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同学会等机构的办公场所。
天河珠村：实训实战
黄埔军校正式开办后，受到感召前来就学的革命青年日益增多，位于黄埔岛的校本部无法完全安置。于是，黄埔岛以外的许多场所，成为黄埔军校当时的办学与训练场地。与黄埔军校隔江相望的鱼珠和珠村这两处地方，由于距离近，更是经常被选为军校师生野外演习、训练的场所。
2004年，广州市天河区珠村老人协会会长潘鸿善曾回忆：“1924年黄埔军校开学后，学生就常来珠村训练，在珠村大塘边街面对秉常、秉忠公祠堂站立，队伍有近200米长。廖仲恺、蒋介石等就站在祠堂门口的石凳上，轮流向‘学生军’训话。听完训话，‘学生军’就一直操步，到村东北山头训练。‘学生军’来珠村，通常都训练几日，如果晚上下雨，就睡在潘姓大祠堂（明德堂）里。”
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珠村北帝古庙也与黄埔军校有一段难忘的往事。1924年11月8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进行毕业考试，指挥部就设在珠村的北帝庙；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北帝庙成为黄埔军校的弹药中转站。民国时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第四篇，1936年版）也详细记录过这段历史：“（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起，本（第一）期第一总队学生举行毕业试验，各学生队在鱼珠墟及珠村附近演习战术实施……”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文物博物研究馆员李岚向记者讲述了这次“毕业试验”的一段轶事。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时，以鱼珠炮台作为演习起点和露营地，向西经过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一带十余公里。没想到时隔半年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斗打响。也恰在此地，黄埔军校教导团和滇、桂军遭遇。凭借此前的演习，这已成为一道“送分题”，黄埔军凭借对地形熟悉的优势，仅用了3天时间便打垮了滇、桂军，大大缩短了战斗的进程。
民俗专家潘剑明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珠村人，今年，他在历史学者陈重阳那里见到一张珍贵旧照——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农民部长廖仲恺，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等人与潘文治、夏益叶夫妇的合影。潘文治是潘剑明的祖伯父，当时他的身份是大元帅府大本营海军练习舰队司令兼广州市郊第二区农民协会会长。他家就在珠村，常常能够接待前来训练的黄埔军校师生。
2008年12月出版的《天河文史》第13期《海军中将潘文治》提到，由于学生在珠村操练，潘文治、廖仲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结下过一段友谊，廖仲恺和鲍罗廷“都是潘文治家的常客”。潘剑明介绍，照片上的聚会是在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演习期间，廖仲恺、鲍罗廷、加伦等人共聚于珠村潘文治家中。潘文治的家人齐齐动手，烹饪了美味的珠村美食。饭后，众人登上了二楼阳台花园，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照。
广东区委：筹谋联络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留下的很多史迹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在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万福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旧址(以下简称“中共广东区委会旧址”）和周恩来同志主持的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是其中两个重要史迹。
中共广东区委会旧址位于文明路194-200号，是1922年至1927年间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周恩来曾在此办公。1924年9月，他从欧洲归国，初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后被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同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的第三任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会旧址成为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内的共产党人联络、活动的地点之一。
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位于万福路190号二楼，1926年5月至1927年4月曾作为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居住的地方。1926年，周恩来同志曾在这里领导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特别支部，派遣共产党员到军校和军队工作。
这栋楼房始建于1922年，是地产商嘉南堂的产业。楼下是南华银行，二楼由当时的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租赁。二楼大厅部分区域作为会议室，靠马路的一侧，摆设了一套西式的沙发，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当年经常在此接待客人，胡公冕、宋希濂、陈恒乔等黄埔军校师生都曾到此拜访。
大厅东面的两间小屋，则是聂荣臻、黄锦辉、麻植等人的宿舍。著名党史专家、广东省政协文化文史研究专员曾庆榴在其新作《黄埔军校史（1924-1927）》中记载，麻植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留守军委联络处（广州市惠爱路榨粉街），负责军委与军校的联络工作，保管军校党团员名册及有关文件。1927年4月反革命事变后，为了不让党员名册落在敌人手中，原本已经出城的麻植返回广州，烧毁了这些名册和文件。麻植被捕后被害于广州红花岗。
此外，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员彭浩在其论文《广州黄埔军校史迹点考述》里还提到，除了上述两处旧址，广州城内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农讲所、省港罢工委员会、国光书店、广东大学等地，当年都曾留下黄埔军校师生活动的足迹。
报刊剧社：传播新知
在长洲岛上，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今年推出的全新校史展中，展出了《黄埔潮周刊》、血花剧社演出等实物和历史图片，为后人留下黄埔军校的另一历史画面。军事历史学家陈宇在《中国黄埔军校》中提到：“组织宣传队和出版刊物，也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的两种重要教学方式。”
周恩来同志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间，1925年1月，组织学生成立了“血花剧社”，通过话剧演出传播革命思想。《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珍藏版） 〈黄埔〉双月刊·2014年增刊》中记载：1926年至1927年，黄埔军校血花剧社在广州南关剧院公开演出《黄埔滩声》《新闻记者》《还我自由》《革命军来了》等剧目，慰劳北伐军，庆祝北伐胜利暨血花剧社成立2周年，观众拥挤，剧场爆满。
在大革命期间，军校及其分校出版的报纸刊物多达20多种，有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其中1926年5月25日创刊的《黄埔日刊》，是黄埔军校的机关报，日发行量高达5万份，一度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革命刊物。
【访谈】
黄埔军校不是一间“封闭的学校”
李岚（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党总支书记、文物博物研究馆员）
羊城晚报：一般人不太了解，原来在长洲岛以外，广州城内还有如此多有关黄埔军校的史迹。
李岚：确实。这些与黄埔军校相关的史迹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黄埔军校曾经办学、办公、训练、演习、驻扎的地方。比如荔湾区的陈家祠，也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分驻地；天河区的珠村，曾经是黄埔军校的演习场所。
第二种是黄埔军校师生参与活动的地方。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并不是一间封闭的学校，其师生广泛地参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社会活动。黄埔军校的教官如恽代英、萧楚女，曾经当过农讲所的教官，到广州市内的劳动学院去授课。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曾参加“沙基惨案”的声援游行，支持省港大罢工等。
广州的大佛寺也留有黄埔军校师生的活动足迹。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集中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等部队中被排挤出来的各级党代表，在那里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从5月22日至7月底，培训班开办两个多月，50多名学员结业后全体参加北伐，为战争取得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对于黄埔军校的历史与文物，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如何开展保护、研究的？
李岚：目前，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国内收藏黄埔军校专题文物最多的博物馆，收藏黄埔军校专题文物有1303件（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黄埔军校一期生潘学吟的毕业证书、黄埔军校军医部主任李其芳的委任状、梁桂华在黄埔军校军事训练的修业证书等。
另外，我们还一直坚持做黄埔军校口述历史的研究。从2004年开始至今，总共采访了140多位黄埔老人，留下了非常珍贵的黄埔影音资料、照片资料和口述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出版了《我们的远方故事：中国远征军中的黄埔军人口述录》等书籍。
羊城晚报：100年已过去，黄埔军校这些史迹和资料，在当下具有何种价值？
李岚：广州是黄埔军校的诞生地，同时也是“黄埔精神”的诞生地。爱国、革命，是“黄埔精神”的精髓。“黄埔精神”是黄埔军校的文化符号，也是沟通的桥梁，能把黄埔军校的同学及其后代联系在一起。我们经常说“天下黄埔是一家”。正因为有了这些史迹点，所有的黄埔军校同学及其亲属后代，都认同广州是黄埔军校的源头。以“黄埔精神”为桥梁，去团结海内外的华人，对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复兴大业都有重大意义。
【延伸】
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的越南师生
从中共广东区委会旧址往东走200米，便可到达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248号、250号，这里是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址（以下简称“旧址”）。2024年8月18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到访广州就曾参观了此处旧址，并在留言簿上写下“祝越中友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此处旧址，是中国大革命时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机关所在地，也是第一、二期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的办学场所。1925年-1927年间，周恩来、刘少奇、陈延年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都曾应邀为训练班学员授课。
百年前，一批越南青年曾经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越南的革命武装力量。1923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被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而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顾问。1924年底，鲍罗廷来到广州，随同的还有他的秘书兼翻译、越南人胡志明。胡志明在广州期间，凭借与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相识关系，选送了一批越南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积蓄革命武装力量。
在此期间，越南革命组织“心心社”成员黎鸿峰、黎广达、武鸿英、张云岭等越南青年均化身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籍人士，先后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和第三期学员。直到黄埔军校第五期，越南青年才公开以越南籍投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6年越南青年武元博化名朱谔臣，考取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入学资格。毕业后，他以“洪水”为名字参加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是我军唯一一位获得授衔的外籍将领。
此外，还有越南军官在黄埔军校内工作。例如武海秋（原名阮海臣），1920年毕业于韶州讲武堂，1926年就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部科员和第五期总务科事务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