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让新中国在世界彻底站稳了脚跟。
消息传来，举国沸腾。鲜为人知的是，我国首颗爆炸成功的原子弹所使用的铀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广东。而彼时的粤北山区里，广东地质队员们在欢庆过后，又揣上馒头、背起仪器，钻进深山中，继续进行铀矿勘查工作。
20世纪50年代以来，广东地质队伍不畏艰辛，踏遍崇山峻岭找铀矿；加班加点，创造铀矿坑道月进尺1330米的全国纪录；刻苦钻研，建成我国第一条简法铀水冶生产线——这支铀矿地质勘查劲旅，圆满完成了“为国找铀”的历史使命。
近日，羊城晚报推出系列报道《我为祖国找铀矿》，寻访当年曾为我国原子能事业作出贡献的广东地质队员们，回顾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再忆峥嵘岁月。这是系列报道的第二、三、四篇。
文字｜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谢小婉
图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雪媛
破禁找铀，唱响勘探之歌
“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细看才知是勘探的。”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老百姓对地质勘探队员的印象，言语诙谐，却是真实写照。
在那个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的年代，广东地质队员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用青春和汗水在粤北山区找铀矿，推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正如《勘探队员之歌》中所写，他们用“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矿藏。
解放思想去找铀
1958年，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原中南三〇九11分队）广东地质队在韶关市翁源县下庄地区进行普查时，在被国际专家视为“禁区”的花岗岩中发现了异常。据第一普查小队队员罗鹏飞回忆，当普查小队误走进“禁区”时，铀矿勘探所使用的伽马射线探测仪一时均发出信号，他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咯咯”声，一连调了三个档位，仪表上指针都直冲最高指数。
地质队员们推断，在下庄地区极有可能隐藏着一条规模大、品位高的铀矿带。这一消息振奋人心，因为此前未有在花岗岩中发现铀矿的先例。尽管有国际专家对这一发现不以为然，但地质队员们不打算放弃，而是破除思想禁锢，多番勘查，打孔钻探，在坑道中找到了沥青矿脉，最终得以确定了我国第一个花岗岩型铀矿床。后来，这一矿床被命名为“希望”，饱含着地质队员们对铀矿的珍视、对祖国丰富矿藏资源的期待和赞美。
一股找矿风潮卷起，同时，广东地质队摒弃了苏联的网格找矿法。这种画出一个个格子、随后机械式找寻的找矿法，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找矿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广东地质队转变思路，采用自由路线，一旦发现露头（岩石、矿脉和矿床露出地面的部分），就跟着露头走，逢山必爬、逢沟必钻、见点就追，极大提高了铀矿普查的效率。
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原七〇五地质大队，简称“第三地质大队”，下同）原物探工程师李子文提及，地质人员随身携带着地质“三件宝”：地质锤、罗盘、放大镜。“我们就带着这三样，在山里转来转去找矿，一发现有异常，就赶紧扑过去勘查，大家都特别有干劲，一定要把这个矿给找到。”他说。
最沮丧的是找不到铀
李子文今年74岁，曾有过24年一线找铀经历。“先做航空测量，检测到哪个地方放射性强度比较高，就扔个石灰包下来，标记为异常点，再由我们找矿员带着仪器去找。”李子文解释道，找到石灰包，确定异常点后，需进一步借用仪器检测等手段进一步验证，“挖个槽做槽探，就像战壕的壕沟一样做个标记。”
“在山里没有路，我们就自己开路，带着罗盘大方向不会错，但也免不了有时要迷路，在山里头待到晚上十点才回来都是正常的，夜晚的野外山林也存在危险，像野猪等野兽时常出没。”他告诉记者，石灰包在平时看起来很显眼，但掉落在茫茫山林中，经常被杂草掩盖，或是掩藏在荆棘中，要找寻也并不容易，“那个茅草长得又杂又高，钻都钻不进去，有时明明看着石灰包就在不远处，但隔着悬崖峭壁，过不去也不安全，就要绕个大弯去找，很费精力。”
由于长期在山里跋涉，地质队员们穿的衣服裤子经常被沙石横草磨烂，不到一年就要全部换掉，一双登山鞋甚至坚持不到一年就脱了底，形象正与开头提及的老百姓戏语重合。“我们条件差，住的是草棚，上面覆盖着铁皮。每天自己带点饭在山上吃，渴极了也不管干不干净，就在山沟里喝点水。”李子文说道，“但这些都不是难题，我们最沮丧的还是一早上山去，到深夜一无所获地下山，特别想找到铀矿，找不到心里就难受。”
难忘找铀岁月
1959年，第三地质大队原物探工程师宁月源靠两条腿走了一天，来到乳源与阳山交界的大山中工作。“天气特别冷，我当时才二十来岁，年轻人就不怕那点苦，每天拿着“三件宝”就进山，当时没有什么资料，就拿着苏联留下的一个小本本，自己慢慢摸索。”宁月源回忆道，“早上吃半斤米饭，晚上回来再吃半斤，中午就饿着肚子找，跨山沟踩洼地，登山鞋一天到晚都是湿的。”据他讲述，他的腿上至今留有一个被蚂蟥咬后的疤，那时从野外回来脱鞋一看，“蚂蟥吃得饱饱的”。
做异常点检查时，通常会通过地质填图来发现矿点，大概相距500米就是一条路线，早上从山脚爬上去走一条，从山顶上下来走第二条，一天跑两条线，然后做好记录。“一般是两人一个小组，其中一个是物探人员，拿着仪器去搜寻异常点，我是拿着地质锤，去初步分析观察地质的那个。”宁月源解释道，“我在野外观察找铀矿，除了仪器检测，也看颜色。有铀矿的地方，石头不一样，跟正常颜色也不一样，有的变黑，有的变红，还有变其他颜色的。”
后来宁月源转移到韶关南雄工作，这是他最难忘的经历。有一天，物探人员通知他，在一个异常点，仪表指针跳得非常厉害，他们在原地挂了个布条。宁月源听完后，第二天就上山了，他跨过水沟，爬到半山坡上，看到一棵大树倒了下来，树根连带着泥土翻出，疑似有次生铀矿附着。这一看让宁月源兴奋起来，也不管是否有辐射，戴着手套就去摸，“我再往山沟一看，有黑黑的东西，颜色和光泽像我们铺马路的沥青，我拿铁锤去敲，一敲就敲开了。”宁月源解释道，“这说明这个铀矿很富，在地表就能看到，一检查品位很高。”他拿着小布袋装着样品，贴身挂在皮带上，坐着火车送样去给专家们看。
南雄201大型铀矿床由此被发现，埋藏浅、品位高、易开采。又一次，广东地质队为祖国找到了铀矿。
奋不顾身打坑道，热火朝天制“黄饼”
“我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原副总工程师陈政三回想起当年不顾危险一头钻进铀矿坑道的情形，面带触动之色。
在陈政三的讲述中，地质队员们到野外找寻异常点，初步勘查铀矿情况，只是找铀的第一步。要真正让找到的铀矿有用武之地，打坑道、钻探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通过这两种方式，可以大致摸清铀矿的分布、储量等情况，评估是否具备开采价值。
在多位广东地质队员的回忆中，一旦铀矿被确定有开采价值，炼铀工人们多是原地开干，驻扎在开采现场对刚采出来的铀矿石进行粗炼，而后提取制成“黄饼”（重铀酸铵），场面热火朝天。
烟没排完就冲进坑道
“坑道工人是很辛苦的，他们就在高度和宽度仅两米的空间里工作。”陈政三提到，“打坑道前要先放炮炸开入口，放完炮浓烟滚滚，粉尘极大，但工人们一听到炮响完，戴着口罩冲进去就开干。”在地下打坑道，越往深处，空气质量越差，伽马射线强度也越高，工人们每天工作八小时，不一会儿就浑身乏力、头昏眼花。但就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陈政三所在的地质队伍埋头苦干，曾创下月掘进坑道1330米的全国纪录。
打沿脉坑道时，每进尺一段距离就要进行编录，记录地质勘探和矿山生产过程所观测到的地质和矿产现象。陈政三作为技术人员，多次随队进入坑道中。1960年，队伍打出一条坑道，陈政三钻进里头就舍不得离开：“那个沥青铀矿带又厚又长，辐射量也大，但我要收集资料，足足在里面待了两个多小时。”出去后，他浑身没劲，用仪器一测，全身伽马强度远超于正常值，但“一想找到这么好的矿，心里头特别高兴”。
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原七〇五地质大队）原钻探工人邝永年16岁就加入地质队工作。山区没有路，钻探设备又十分笨重，只能将设备先分解拆开，靠人力扛着背着运到山上去，再进行组装。年轻的邝永年刚开始扛设备时还很不适应，“一根钻杆120斤左右，每个人扛一根往山上走，不一会儿就开始流黄豆大的汗，看树叶都不是绿的，是金黄色的，眼冒金星了！”
虽然辛苦，但邝永年讲起往事，总忍不住自豪：“我们的钻探技术在全国排前列，一钻头下去，角度找得特别准。”那时候钻探机足有三层楼高，他按照严格的标准斜着让钻头钻进矿中，随后取出一条条矿芯，供地质人员编录，“虽然竖着打更方便，但铀矿分布的厚度就不一样、就不准了。”
土法炼铀像是做豆腐
在地质队员们如火如荼开展铀矿勘查、打坑道、钻探等工作时，1958年6月，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也交到了广东地质队手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要提前爆炸，国家急需两吨二氧化铀做实验。科研专家王明健被委以重任，要生产出制取二氧化铀的原料——重铀酸铵。彼时，二九三大队在韶关翁源下庄地区成立了202水冶厂，王明健便来到该厂担任厂长。
按照地质学家李四光的说法，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含千分之几。”铀的提取十分复杂，彼时，国内没有正规工厂，也缺乏相关设备仪器。王明健没能从苏联专家处学到铀的具体提取方式，他日夜冥思苦想，决定采用大铁锅、大木桶、柴火烧、人工搅拌、豆腐包过滤的土办法，建立起国内第一条简法铀水冶生产线。
经过两年半的苦战，202水冶厂上交国家71.3吨重铀酸铵，占当时全国土法炼铀总量的67.3%。这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被称为“土法炼铀”。
1962年，与邝永年同队的谭耀霖来到韶关，成为一名炼铀工人。“两个坑道中间有一块平地，我们就搭起棚子，在里头工作。”谭耀霖回忆起炼铀过程，形容像是做豆腐：坑道里送来铀矿石，他们先用碎矿机和锤子敲碎，倒到大陶缸里，加入硫酸溶液进行化学反应后，用布袋豆腐包包着过滤，待含铀的溶液流出，再用大铁锅反复加热过滤去掉杂质，这样得到的黄色沉淀物再用火烤慢慢烘干制成“黄饼”，交由国家继续提炼出金属铀。据了解，十来个工人要足足干半个月，才能从几十吨矿石中炼出很少的200克铀。
谭耀霖因为年轻，记得住溶液配比，被分配去大锅前调配溶液。有一天，他结束工作后在一旁的小屋子里休息，恰好遇到当时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来队里考察。“他招呼我说，小鬼，你干这个多长时间了？铀的品位是多少？”谭耀霖说，“我当时不清楚他是谁，就说我不知道。其实就算知道他是谁，我也不会说的。这是绝对保密的，我还宣过誓哩！”
1964年10月，谭耀霖吃完晚饭正在球场打球，队里的党委书记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自己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真的特别高兴！”谭耀霖说。
薪火相传，崇山峻岭间坚守
自1958年发现“希望”矿床以来，广东的铀矿勘探之旅已悄然跨越了近七十个春秋。如今，仍有一群满怀激情的地质工作者，为丰富国家资源版图，在崇山峻岭间穿梭，坚守在找矿的最前沿。
只要找到矿，再累也值得
9月下旬，韶关翁源。一场雨后，广东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一支找矿小分队深入山区工作。经雨水洗刷过的林野，黄土泥泞一片，队员们裤腿和鞋面不免沾上污尘，但他们并未止步，直到一处岩石露头处才停下。
“我们仍然像前辈一样用着‘地质三件宝’，用铁锤敲石头，放大镜观测，罗盘定方向，但同时也加入了很多新技术新方法，比如GPS、快速分析仪、物探、无人机、遥感等。”队员陈珲俯身向岩层，边观察边说道。她从事一线地质工作已有十四年时间，依旧对这份工作满怀期待与热情，“我喜欢野外工作，可以看到很多有趣的自然现象。”
但也有危险的时候。为了调查矿山的地质环境，没有路时，陈珲常手脚并用爬上去：“那个坡很陡，我们慢慢挪到上面，爬到半路往下一看还挺吓人的，脚下要是一滑就不得了。”
一旁的徐义洪已工作26年，对这些事情习以为常：“要在野外找矿，这些事情避免不了，被草割伤手、被虫咬得全身包、碰到花粉过敏或者山猪都是常事，我自己都踩到过几次村民放在山里的捕兽夹。”
对陈武钦来说，从事野外工作最难的是长时间回不了家，心里对家里人总有愧疚。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他时不时会失联，“2000年底，家里人有急事一直给我打BP机，但我在山里信号不好，等到晚上回到驻地一看信息，才知道我老婆要生了。”而最高兴的时刻莫过于找到矿，他曾为某矿探明新增资源量十几万吨，“能多开采近十年。”
干了20年一线找矿工作，廖小华认为所有地质队员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找到矿化异常的时刻最有成就感。“如果我今天六点就出门，爬了一天山，发现全都是杂草碎石覆盖，基本上看不到什么石头或蚀变，我就觉得今天很累。但哪怕有一点新发现，我都觉得这一天是值得的。”
山里地形复杂，地质队员们常会请当地村民当向导。“村民们会说，你们七八十年代来就这么干，现在还是这么干。”廖小华提到，“时代在推进，但我们最本质的地质工作还是被保留传承下来了，就是一定要到野外现场去勘查判断。”他感慨前辈们找铀矿的过程像是大海捞针，在检测技术不发达的年代，全靠两条腿走遍粤北山区，走完图纸上的线路。
年轻时，廖小华曾跟队友进山，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才摸黑出来。他一边下山一边看着月光，有些动容：“进山前我看过前辈写的资料，这次进去找到了他们那时的推测现象，他们真的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老一辈的工作扎实又细致
据相关报道，近十年来，我国新增铀矿资源量占自1955年以来年查明总量的1/3，其中优质可采资源量占比超过70%，已经扭转了一度依赖于进口天然铀发展核工业的情况。据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三大队队员吴继光介绍，广东属于铀矿富集地区，花岗岩型铀矿床占比较高，能达到七成左右。
吴继光从事铀矿地质野外勘查工作已有十五年，目前其铀矿勘查项目小队仍驻扎在韶关翁源下庄地区，接手前辈们的工作继续勘查研究。“到铀矿点去看，最多能看到前辈们做槽探留下的痕迹，但翻阅他们留下的纸质资料会发现，老一辈人做的工作是非常扎实和细致的。”吴继光说，“在浅层区域，能看到不管是地表的查勘、路线的调查，还是反射性面积测量，原有的工作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
翻看这些纸质资料，吴继光有时也感到沉重：花岗岩的硬度很高，坑道内一天掘进两三米颇具难度，而在那个设备简陋的年代，能创下月进尺1330米的全国纪录，“老一辈人真的是献出了青春，甚至生命。”他曾进入坑道中工作，印象最深的是在地下水平坑道与上部采掘平面相通的天井约一平方米的空间里爬了40米左右。爬到天井中间时，向上看，一眼望不到头；向下看，底下昏暗阴沉，粉尘弥漫，戴着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说实话，刚放完炮钻进里面，可能会有落石，进去了出不来都有可能。”老一辈地质工作者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了大量细致详细的铀矿勘查。
如今，广东核工业教育基地的下庄希望铀矿陈列馆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吴继光领着记者在馆中参观，走到一处河道旁，他介绍道，当时土法炼铀的水冶厂就建在这里。可以看到，溪水已几近干涸，原先搭于此的铁皮棚子早已不知所终，只有河边少量堆砌的些许砖块，还依稀述说着当年土法炼铀时的热闹场景。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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