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者、北京大学教授）
一
每当出席校庆或校友会活动，音乐响起，年轻校友们意气风发，高唱《中山大学校歌》——“白云山高，珠江水长。吾校矗立，蔚为国光”——我就感觉颇为尴尬。原因是，这首邹鲁原词、陈洪谱曲的校歌，是我离开母校多年后，才由学校集体修订并开始传唱的。缺了在校期间略带强制的学唱，可想而知，日后的临时抱佛脚，不仅磕磕巴巴，也少了激情与想象力。
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为编选《北大旧事》、撰写《老北大的故事》，阅读了大量不同时代的校庆读物，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同样参与校庆活动，在校生更多强调缺憾，毕业生则饱含深情；二者立场迥异，其实各有偏执。母校既不像在校生抱怨的那么不堪，也并非毕业生（尤其是多年前毕业的老学生）怀念的那么美好。
其实，关于中大百年校庆，该说的以及能说的，我已预先透支了：两年前在中山大学出版社推出《怀想中大》增订版，书出版后，又写了《笔记·相册·留言本——写在〈怀想中大〉增订版之外》，以及《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
眼看百年校庆临近，仔细琢磨，似乎还有些话题值得聊聊，比如关于中大“为何百年”“如何讲述”“校长风采”以及“校园记忆”等。
二
8年前，我撰写《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以北大、复旦、中大为中心》（下称《大学故事》），主要谈了四个问题：“校史、校园与人物”“故事化了的‘老大学’”“碎片拼接而成的历史”“在文史夹缝中挥洒才华”。在引言部分，有这么一句：“为什么选北大、复旦与中大，除了这三所学校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更因其发展线索清晰，校史叙述干脆利落，不像若干大学的溯源那样不太经得起推敲。”
聚焦于中大百年校庆，众所周知，中山大学的校史是从1924年邹鲁奉孙中山命创立国立广东大学说起的。而国立广东大学并不是白手起家，乃合并创办于1905年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和省立广东法科大学、创办于1909年的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而成，第二年又有创办于1909年的广东公立医科大学加盟。这个线索非常清晰，没有人质疑，可我从未听说有哪位中大人想拉长校史，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05），或从岭南大学的前身格致书院（1888）、中山医科大学的前身博济医学堂（1866）说起。一方面，那是因为中大人普遍崇尚“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另一方面，我们更看重革命先驱孙中山亲自创立且题写校训这一光荣起点。这与北京大学校史不从1862年创立、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的京师同文馆说起，是同一个道理。
某种意义上，这既是考辨史实，也是确认立场、高扬旗帜。《怀想中大》增订版中有一则《中大的校魂》，那是我2019年11月3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志庆母校成立95周年暨2019年会”上的主旨发言，其中提及：“中山先生就是中大的校魂——其人格、其精神、其旗帜、其光环始终庇护着这所名校无数师生员工，督促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走过这艰难而又辉煌的九十五年。”不是说孙中山对于这所大学的规划十分周密，相反，所论甚少；但作为一面旗帜，他代表了中大理想性的一面——不屈不挠，砥砺前行。其实，孙中山不仅手创了中山大学，其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这点可参见我的《政治家的教育梦——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
三
在上述《大学故事》一文中，我曾谈及一个有趣的现象：相对于北大、复旦，中大人似乎更喜欢撰写校史，如梁山等编著《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黄义祥编著《中山大学史稿》、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后者一直写到当下，实在是勇气可嘉。我的解释是，中大人平实、勤奋、澹定、洒脱，当然也与中大校史上敏感话题较少有关。这点对比北大校史编撰之一波三折，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那句“中山大学在校史资料整理方面乏善可陈”，现在可以修正了，近期中山大学出版社将推出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编《中山大学校史资料汇编（1924—1950）》，皇皇27卷60册，让人叹为观止。
在上世纪末讲述老大学故事的热潮中，中大表现并不突出，起码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学故事丛书”以及辽海出版社的“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都没有中山大学的影子。直到200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中华学府随笔”丛书，才有吴定宇编《走近中大》问世。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关于中大校史及人物的书写，一是黄天骥的《中大往事》，二是金钦俊的《山高水长：中山大学八十周年诗记事》；而我的《怀想中大》，勉强可以叨陪末座。至于吴承学等编《我们的中大》正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加紧制作，下月初面世；此书属于我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书系，故心里有数。据说“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百年系庆丛书”6种书籍也正赶工，不知能否赶得上正日子。国内各大学的百年校庆纪念活动，图书编撰方面，唱主角的，大都是中文系——除了激情、学养，还有文章笔墨，此时不露一手，更待何时？
四
我曾半开玩笑说，大学校长是个很讨好的职业，因其注定“青史留名”。除非学校莫名其妙消失了，否则，撰写校史或举办百年庆祝活动，总要开列历任校长的名字吧？其实，同样是校长，有的顶天立地，有的则拆滥污，本不可同日而语；可为了体现连续性，你只能按时间顺序排列。至于具体主政时，到底是校长说了算，还是书记更重要，抑或某位副手更有眼光，甚至力挽狂澜，这些都有待史家深入辨析。
2012年12月，我出席厦门大学主办的“中国现代大学创校理念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作题为《大学之创立与校长的功绩——以燕京、南开、厦门、中山四大学为中心》的主题演讲。当初花了不少时间搜集资料，演讲效果也很好，可一直没能正式成文。后来改变主意，准备舍弃学界多有研究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将中山大学创校校长邹鲁1931年第二次执掌中大、建设中大石牌永久校址的贡献，与许崇清三次执掌中山大学的传奇经历，再加20世纪50、60年代出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副校长冯乃超的故事，串联成一线，讨论半部中大校史。我之所以特别关注冯乃超，因他长期执掌中大。另外，冯先生早年是左翼文人、创造社骨干、左联常委，我的硕士导师之一饶鸿竞先生编过《创造社资料》，且早年当过冯乃超的秘书，平日闲聊时，多次谈及冯先生逸事。
去年11月，我参观中山大学校史馆。馆方不耻下问，希望多提意见，说是为迎接百年校庆，正筹划更大规模的新展。我对该展之刻意凸显学问，印象十分深刻。那么多影像与文字留给了名教授及其科研成果，当然也就相对弱化了校长以及各级领导。对此布展策略，我是赞许的，但也提醒对方：邹鲁、许崇清、冯乃超这三位校长的历史地位比较稳定，可加重论述。
明明不是中大校史专家，我竟不揣冒昧，准备撰写《三位校长与中山大学》。最后文章没能写成，那是因为读了黄天骥的《“康乐园”里掌舵人——记忆中的中山大学老校长》，发现我对上世纪70年代后的中大历任校长完全陌生，谈论“中大校长与中国文化”这样的大题目，血脉无法贯通。看来，此类大书还是得等知根知底的“老中大”出手，才能真正胜任。
五
也是去年，不过是8月，我参加过“书香岭南”全民阅读论坛，转到中大南校区北门外的“国立中山大学”牌坊前接受专访。看摄影师从滔滔珠江往巍巍牌坊摇镜头，我提醒主持人不要乱抒情，因这是复制品。1935年所建中山大学正门牌坊，原件位于天河区五山路斜坡处，离这里远着呢。那是因为我想起北大百年校庆时的一个笑话，某电视片从未名湖的波光潋滟中，不断“摇”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影像——殊不知那时的北大，主体在沙滩红楼，离今天的燕园也是远着呢。主持人说他知道，不会穿帮的；可接下来让我回忆，当初读书时，如何在石牌坊下散步与沉思。我1984年9月北上读博，而这座牌坊建于2001年——怨不得主持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个人的校园记忆其实很不一样。
尤其是今天的中山大学，由三校区五校园（广州南校园、广州东校园、广州北校园、珠海校园和深圳校园）组成，在不同校园里念书的大学生及研究生，日后的青春记忆与校园印象，必定是纷纭复杂，或者说莫衷一是。
中大五校园中，最有灵性的，当属我读书的广州南校园。我本人对怀士堂、马丁堂、格兰堂、黑石屋，以及惺亭、大草坪、孙中山铜像等建筑及景观情有独钟，因那里蕴藏着我对于母校永久的记忆以及深深的眷恋。至于如今成为网红打卡地的陈寅恪故居以及乙丑进士牌坊，是我离开校园后才逐渐发掘出来的。参谒时充满敬意，但缺少可供追怀的青春印记，还是有点遗憾。由此想到，校方应有意识地多多发掘、表彰其他四校园的风物与景观，让日后远走天涯的毕业生有所挂念，就像纪录电影《同学们》里那些老学生一样，永远记得那大榕树下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