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朱绍杰 邓琼 实习生 熊安娜
四百多年前，广州白云山上，书声琅琅、学子云集，明代岭南大儒黄佐曾在这里创办泰泉书院，潜心讲学与著书立说。
距离书院不远处的山腰上，埋葬着黄佐的祖父与父母，他们的墓葬均由黄佐主持营建。史籍记载，黄佐是一位事亲至孝的大儒，令人感叹的是，其双亲却随他的科考、仕宦生涯先后逝于异乡。嘉靖四十五年（1566），七十七岁的黄佐因病去世，朝廷赠官“礼部左侍郎”，并追赐谥号“文裕”。次年，后人也将他埋葬在至亲家人墓旁。
时移世易，草木疯长，如今的书院及黄佐家族墓地被掩映在深山野林中，渐被世人遗忘。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曾载于《明史》的这位大儒墓葬具体所在。
直到不久前，“四普”文物普查队员走进了白云山……很快，黄佐家族墓群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作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成果，黄佐家族墓群因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特别是新发现的黄佐墓葬碑文显示，他去世后被追赠“礼部左侍郎”，这有异于《明史》的“赠礼部右侍郎”记载。
黄佐（1490年-1566年），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人，祖籍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市），被认为是继丘濬、陈献章之后，岭南儒学的又一位集大成者。正德五年（1510），他通过科举考取解元，正德十五年（1520）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广西提学佥事、南京国子监祭酒等职。除了仕途上的成就，黄佐还是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包括《广东通志》《泰泉集》《乐典》《广州人物志》《香山志》《广西通志》《罗浮山志》《泰泉乡礼》等，内容涵括经、史、子、集，可谓著述等身。
然而，相较于其他岭南著名学者，黄佐较少被后人提及。2022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董上德完成《“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一书的编选，并撰写长篇前言，梳理和推介黄佐的著述及生平经历。他认为，黄佐是一位被今人“低估”了的岭南大儒。
广州白云山黄佐家族墓群在“四普”中被发现之后，羊城晚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董上德教授进行专访。
惊喜成果：考古新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
羊城晚报：近日，黄佐家族墓群在白云山上被找到。相关新闻发出后，您也特别关注这件事。
董上德：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黄佐父母葬在白云山上，这在文献中有记载。现在确认在白云山找到黄佐家族的墓地，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刚好跟文献相互印证。黄佐作为岭南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白云山安息，这对于我们研究岭南文化，起码有一个可以寄托的具象化的地点，是文物普查很重要的一项成果。
羊城晚报：看到这样一个家族墓，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史籍中记载的黄佐与祖父、父母之间的不少故事。
董上德：是的，黄佐的祖父黄瑜人称“双槐公”，官至长乐知县，其学问与品行均受人敬重。黄佐自小得到祖父训导，打下学问基础。而他父母葬在白云山上这件事，不少文献都有记载，说起来还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细节，两位老人家先后客死异乡，最后才被送回到广州安葬。
明武宗正德五年，黄佐举乡试第一。正德八年七月，黄佐由父亲黄畿陪同，启程北上，准备参加会试；途经仪真（今江苏仪征市），时在十月，黄畿不幸病故，黄佐不得不扶柩而还，其上京赴试可谓半途而废；嘉靖十九年，朝廷命黄佐掌南京院事。因是家中独子，他的母亲身边没人照顾，后来黄佐便带着母亲一起去南京上任。母亲病逝后，黄佐扶柩返粤。
嘉靖二十四年，黄佐将父母合葬于白云山聚龙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儒者，一位经学家，黄佐一直践行着“孝亲”的准则。
羊城晚报：根据最新考古发现，能否推测黄佐晚年的生活境况？
董上德：四百五十多年过去，很多细节现在已经不太清楚，但是泰泉书院是他晚年花了很大心力营建去讲学的地方。根据文献记载，泰泉书院就在白云山上距离黄佐父母坟墓不远的地方。他一边讲学，一边纪念父母。同时，“泰泉”有“永泰之泉”的含义，是岭南人讲究意头的表现。“永泰”的美好祝愿既对家，也对国，寄托着黄佐的家国情怀。应该说，讲学、授徒，还有修地方志，是黄佐晚年的主要工作。
羊城晚报：黄佐虽为香山籍，但是他出生、学习都在广州，上至其祖父黄瑜，他们一家与广州有怎样的联系？
董上德：黄佐于明孝宗弘治三年出生于广州承宣里，可以具体到街巷名称，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从文献记载来看，他们家早年从江西南下来到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黄佐的祖父黄瑜后在广州置业，举家搬到这里。
黄佐天资聪颖，从小得到祖父黄瑜、父亲黄畿的悉心教养。但他的仕宦生涯却起起落落、波折不断，一直在外出做官和回粤讲学之间来回奔波，因此他跟广州的渊源特别深。
一个“斜杠”人物：著作丰，门生众
羊城晚报：您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史、戏曲史研究，最开始关注到黄佐是因为他的文学作品吗？
董上德：这个说起来也有些微妙。我在戏曲音乐研究中论述戏曲音乐美学时，曾经引用过黄佐的一些观点，因为他撰写过《乐典》，对音乐很有研究和造诣，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后来2019年，我在编写《岭南文学艺术》一书的过程中，要处理一个人物，就是欧大任。欧大任是黄佐的门生，他们俩同时入列《明史·文苑传》。写欧大任自然要提到黄佐对他的培养和影响。因此，我对黄佐开始有一些认识。那时我知道黄佐应该算是岭南名人，不过也感慨于他的名气反而没有他的学生大。至少当时是这样。
羊城晚报：您对他进行全面的了解，应该是后来通过编选《“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
董上德：是的。黄佐的著作非常多，有经学的，文学的，地方志的。2022年出版的《“香山文脉”丛书·黄佐卷》由我依据黄佐的《泰泉集》和《广州人物传》编选而成。内分四卷，依次是诗选、文选、《广州人物传》选粹和两广史地研究。
为了介绍这个人物，我专门写了一篇前言。这个过程比较花工夫，我对黄佐的了解也逐渐深入。我特别着眼于一点，就是黄佐完整地经历了正德、嘉靖两个时期。需要注意的是，他在正德十五年赴京赶考，获取功名是在嘉靖元年，此时两个时期刚刚完成交替。黄佐所见到的明史正是从正德朝演进为交织着空前的财政危机和严重的政治内耗的嘉靖朝的历史。
因此，黄佐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历史某些细节的变化，这是很鲜活的。举个例子，嘉靖皇帝登基后，黄佐最开始对他抱着一种期盼，希望新皇帝有新作风，这就在他的诗歌《伏读嘉靖登极诏有述》中有所体现。
羊城晚报：随着对黄佐研究的深入，您如何评价他？
董上德：我总结黄佐是一个“斜杠”人物。他是经学家，经学是黄佐的家学，他著有《诗经通解》《泰泉乡礼》《乐典》等经部著作；他是思想家，从经学出发，黄佐尊崇宋儒，尤其是二程和朱熹，进而潜心于理学，成为一代理学大家。著名学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专立“泰泉学案”，高度肯定黄佐在思想上的成就；他也是文学家，诗歌和散文都写得非常好；他还是方志学家，这是后人公认的；最后他还是教育家，其门下的欧大任、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被称为“南园后五子”。因此，黄佐拥有多重身份，我们很难简单定义他。
与王阳明交往：体现不盲从的岭南学风
羊城晚报：《明史·文苑传·黄佐》记黄佐曾与王阳明相会，“与论知行合一之旨，数相辩难”。他与王阳明的相会是如何发生的？
董上德：在明代理学史上，黄佐与王阳明的两次相会可以算得上是儒林雅事。他们的第一次相会是在嘉靖二年，第二次是嘉靖七年，也就是王阳明去世那年。说起来有个很重要的机缘。
嘉靖二年，黄佐此时已有官职，他从北京南下江西出差，途中经过杭州。据黄佛颐《文裕公年谱》记载，黄佐在杭州与同窗梁焯重逢，而梁焯又是王阳明的门生，因此梁焯作为中介介绍黄佐去拜会王阳明。
《文裕公年谱》记载，黄佐与王阳明论及良知话题：“公（黄佐）曰：‘知犹目也，行犹足也。虽乃一时俱到，其实知先行后。’王公曰：‘君太信宋儒。’公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岂宋儒耶？夫子亦曰知之未尝复行也。’王公叹曰：‘直谅多闻，吾益友也。’”
可以看到，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识引发实践，又因实践获得新知。黄佐则认为“知先行后”，知识是实践的前提，但他同时强调实践比获得知识更加困难，重点落到实践上。两人见解并非完全相合，但王阳明仍视黄佐为“益友”。
羊城晚报：他们二人的交往有什么文化意义？
董上德：我们都知道当时王阳明的影响很大，明中期后，他的思想被各个阶层的人接受。但是我们广东的学者，湛若水也好，黄佐也好，他们面对这样一个权威，还是抱着一种互相尊重、各自表述的岭南学风。也就是说，岭南文化人不会轻易地去盲从什么，他有自己的立场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反正能接受的我当然接受，不能接受的我们可以讨论，探寻真理。我想这个从黄佐、湛若水佐跟王阳明的交往里就能看到。
羊城晚报：黄佐在诗歌上的成就同样很出色，后人尊之为“粤之昌黎”，朱彝尊称他为岭南诗派领袖。其中“粤之昌黎”的评价，是指黄佐的诗风像韩愈，还是诗作成就堪比韩愈？
董上德：我是这么理解，苏轼评价韩愈的文风“文起八代之衰”，是指他的影响力。我们不一定把黄佐比作岭南的韩愈，或者说他的诗文成就堪比韩愈，而是说黄佐的诗文同样能起到改变风气的作用。
黄佐以经学起家，从经学到理学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在理学里面，“格物致知”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方式，黄佐作为一个理学家，同时他内心又饱含诗情，那么他观察社会，观察人生，观察人间百态的时候，很自然地也用到“格物致知”这样一种观察角度，他的诗歌将诗性与哲理融会贯通。所以，他的诗一方面富含哲思，另一方面比较敏锐地把握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生活细节，是观照现实的。
拥抱历史现场：重新审视岭南学人
羊城晚报：相比其他岭南文化名人，我们对黄佐的认识似乎有限，您也多次提到，“黄佐是一位今天仍被低估了的文史大家”。他被低估的原因是什么？
董上德：这个问题我也还在寻找答案。按理说，黄佐名气本来就不小，否则他怎么能进入《明史·文苑传》？他肯定是个人物！
那他为什么会被低估呢？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讲，应该有几个原因。“五四”以来编成的文学史，讲到明代都会强调小说、戏曲的繁盛；提到诗文，更多是讲“复古”和“反复古”的思潮，很少对明代的诗文做一个更全面、深入的阐述，文学史上本身有点不重视。前有唐宋的诗文，后有清代的诗文，都是高峰，而明代刚好像个洼地，成就相对不算太高。当然明代并非就没有好的诗文，这类似于文学史上的“不公平”现象，是长期形成的一种惯性思维。
因此，黄佐的诗文就不容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再加上黄佐留下来的诗文数量不算多，起码不像他的门生欧大任那么多。黄佐著作的流通不如明清的陈白沙、湛若水、屈大均、陈恭尹等其他岭南学人那么广，甚至同属香山籍、近代的苏曼殊的名气也远超黄佐……在我看来，这与黄佐著作的普及程度不如上述诸人不无关系。但黄佐和他的弟子欧大任、黎民表同入《明史·文苑传》，陈献章、湛若水两师徒同入《明史·儒林传》，这就构成一个内在的关联，即岭南人物在明代的文化史的建构上是多侧面的，是互补的，这也是岭南文化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
另一方面，黄佐著作不少、门类也多，本身就不容易被定义。他对各个门类很精通，但相比其他文化名家，又不算那么拔尖。他尤为擅长地方志编修，在当时方志学也不算主流的史学，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黄佐这个名字有点尴尬。但是总体来讲，黄佐是很有贡献和成就的岭南文化大家，这样定义并没有拔高。
羊城晚报：当下我们谈论黄佐，有什么现实意义？
董上德：谈黄佐谈了那么多，不是要“追认”他的名气，他的名气在历史文献中早已明确记载下来。但我们可借这一次白云山黄佐家族墓地发现的契机，拥抱历史现场，回归明代的历史场景，以黄佐及其家族为个案，重新审视一个岭南人在明代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和贡献。
我们看到正德、嘉靖这一段在明代发展史上起着转折的作用，整个政治生态、社会环境都发生着重要变化。黄佐眼中的“嘉靖史”对我们来讲，会比读正史更加鲜活，因为他是见证人。
同时，我们看到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时代，还有像黄佐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关心家国大事，又兼顾家庭，在国家和家庭之间努力着，艰难地奋斗着。我们要重点关注，黄佐这个岭南人物如何跟时代相遇，在相遇过程中，又如何留下传诸后世的作品。这应该能给当下的学者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