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新的起点上，希望中山大学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一体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为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百年来，中大文科秉持厚基础、重实践的学术传统。名师辈出、薪火相传、精诚团结、守正创新，采撷文明菁华，吸取实践智慧，凝练新的学术思想，探索新的学术方式，在追求对于历史、社会、实践和人的精神世界具有实质性解释力和塑造意义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如果说今天的中大已经发展为一所“航空母舰式”的高等学府，那么传统悠久、积淀深厚、影响深远的人文社科学系，持续塑造着中大的文脉传承和精神气质，为这艘巨轮前行提供蓬勃活力与动力。
站在中山大学新百年新起点上，中大文科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的指引下，迎来新的任务，勇担新的使命，在立德树人和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提力加速，将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谱写新篇。
百年来时路：追求世界日新之学理
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中山大学校史馆在南校园格兰堂开馆。走进校史展览，孙中山先生公布《大学条例》第一条赫然在首——“大学之旨趣，以灌输及讨究世界日新之学理、技术为主，而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以促社会道义之长进，物力之发展副之”。
“中山大学自诞生起就被赋予了‘爱国为民、家国情怀’的志向追求。正因如此，这个大学从来就怀抱着对国家、民族和民众的自觉责任。”中山大学博物馆（校史馆）馆长徐俊忠解读，这是“中山手创”的思想烙印。
时光回溯百年之前。孙中山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勉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武学校”是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文学校”则是国立广东大学。“文学校”在创办之初即设文学系、史学系、哲学系等文科学系，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所需人才。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民族复兴和民生改进成为中山大学自觉的使命和担当。这所大学一直努力平衡文科与实科的关系，不断追求世界日新之学理与技术，为社会道义的增长和物力的发展而不懈努力。”徐俊忠说。
志在报国的学问
学者从“纸面”到“地面”，为的是做中国的学问，建设自己的国家。
20世纪20年代的中大，进一步明确“一方求学术的发挥，一方求学术的实效”的办学使命。作为大革命中心的广州，一时吸引郭沫若、鲁迅、冯友兰、陈焕镛、郁达夫等学者纷纷来到中大。学术革新的气氛酝酿在即——在语言文学系“要看见语言与民族是有重大关系的，使中国文学革命化”，而哲学系则“要成为活的东西，不是死的古董”……
1926年，三十而立的傅斯年结束六年的旅欧生活，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任中山大学教授、文学院长。其在规划文科各科系建设的同时，增设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简称“语史所”）作为学生深造之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1927年8月，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在中大正式开始筹备语史所，聘任了学有专长的教职员工，成立民俗、考古、语言、历史等四个研究学会，并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
傅斯年要在此施展其宏大的学术抱负：用西方语文学的科学方法，改变中国学术的生产方式，让纸面的学问变成地面的学问。
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刊词中，顾颉刚这样写道：“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在中大中文系教授吴承学主编的《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中，收录了一份原载于1927年8月《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校报》上的《本校文史科概况》。
这份概况记述了中大文科当时教授师资、学科布局、研究重心、从学风气等情况，并称“本校文科……现已为中国各大学文科中范围最广，有数种特殊质素，并在数线上为设备最充实者”。
虽只是简纲概述，却仍可见中大开拓中国现代学术的雄心。新聘学者既有国内教授学者，如马衡、罗常培、赵元任、商承祚等，留学归来者如汪敬熙、俞大维等，也有珂罗掘伦、石坦安狄特、诺布、马古烈等海外学人。学科建设上强调在方言调查、民间音乐、民俗及人类学、广东古物调查及征集、广东通志重修、骨甲金刻文等新兴方向上开展“合众研究”，并认为“须实地工作……若教程上虚排科目，讲义中多作抄写，实无取焉”。
几乎同时，傅斯年在广州东山柏园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人文学术的起点。在中大历史系教授曹天忠看来，史语所的源头在中大。
面向实践的底色
在语史所的影响下，中大人文学科自始具有“眼光向下”和厚基础、重实践的学术底色。
曹天忠认为，语史所开创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式，使中大成为中国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边疆学等学科的重要发源地。
中国人类学的先行者杨成志一直坚持“民族学的路是靠两只脚踏出来的”，这份理念启自他25岁刚到中大语史所的时候。
同样是1928年，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等在中国西南地区联合开展民族调查，开创开展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其中，杨成志成果最盛。他历时近两年在金沙江沿岸进行了调查研究，深入罗罗族群对其社会、语言、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开创西南民族研究。
此后，杨成志赴法、美留学、访问，回国后于1948年在中大创办了全国首个人类学系。
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周大鸣指出，杨成志开创了中大人类学立足田野调查的学术传统。“至今，中大人类学系仍保有两个特色，一是西南研究，二是重视田野。”
中山大学创立于国家危亡之际，早期的中山大学经济学人亦是怀揣报国救亡之心，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早期经济学史上留下了红色的足迹。
共产党员陈启修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者，也是中国第一位翻译《资本论》的译者。除《资本论》外，他还翻译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
“经济科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是《资本论》翻译者、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开拓者之一王亚南的重要观点。
1940年到1944年，王亚南在抗战烽火中偏处粤北坪石的国立中山大学任教，主讲中国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高等经济学三门课程，用《资本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和讲述中国经济问题，深受学生欢迎，使中大成为中国传播《资本论》的早期课堂。
守正创新的文脉
“中大文科的传统中有创新，也有守正。”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认为，曾任中大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的现代哲学家朱谦之就是代表人物。“朱谦之所提倡的‘南方文化运动’，强调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在民族危亡之际勇膺‘文化复兴’之大旗，在当时产生广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大与岭南大学合并。一时间，中大校园云集陈寅恪、容庚、岑仲勉、王力、詹安泰、商承祚、王季思、董每戡、杨荣国、梁方仲等著名人文学者，他们坚守传承，发覆贯通，令中大人文学科实力在全国位居前列。
康乐园中的麻金墨屋，曾为部分知名教授居所。1953年夏至1969年春，晚年的陈寅恪先生住在二层，每周坚持在家中走廊为学生授课，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和元白诗证史。
双目失明后，陈寅恪以口述的形式，撰写出8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柳如是别传》，通过“以诗证史”等独特的诠释方法，为后人树立“境界交融”的典范。
1956年，容庚、商承祚等共同开启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古文字研究专门机构，两人一直指导研究生至80多岁，为古文字研究所留下优良的学术传统。
“今天的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继承容老的优良学术传统，青黄相接，后继有人。”中大中文系教授陈伟武说，近年来由研究所参与实施的强基计划，从本科生开始培养古文字学相关人才，努力实现“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同一时期，中大学人传承学术爱国主义，在众多领域开研究先河。中大历史系教授戴裔煊于1956年开始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是该领域的先驱。面对重重困难与阻碍，戴裔煊著文驳斥谬论，力求以学术研究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
接续前辈学人的传统，以姜伯勤、蔡鸿生为代表的中大学人在西域南海史地研究上“用世界眼光看待文明”，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境内外考古资料、境内外古代石刻碑铭和境外文献，扩展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挺在前沿的气魄
中大中文系主任彭玉平教授主编的《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百年学科史》日前付梓。他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自从中大创立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和词学的源流未曾中断。
“不变的是中大始终绵延的学脉，变的往往是一个新学科的创立。”彭玉平说，“如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文体学研究，打开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现在学界提到文体学，一定会提到中山大学。”
让中大文科挺在学术前沿的，还有同样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华南研究”。其由中大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者继承社会经济史老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与海外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合作开展。
学者们融合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中解读文献，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历史人类学。2001年，中山大学正式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中大历史系教授刘志伟就是其中一员。刘志伟表示，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大历史人类学研究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大历史人类学重视对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和利用。刘志伟表示，从中可见历史系最重要的学脉传统，就是鲜明的多学科特色。早在1974年，他进入中大历史系就读时，就发现很多老师并非史学“科班”出身，而是来自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各种学科。
从那时候开始，中大的一些学者将本学科的知识与历史进行交叉，发展出新的研究方向和问题意识，共同塑造了中大今日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年过九秩的中大中文系教授黄天骥以“戏曲研究为主，兼治别样”为方向。在长达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始终“带着诗词的眼光去研究戏曲，又带着戏曲的眼光去研究诗词”。黄天骥说，他从董每戡、王季思等中大前辈学人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打通”。
如今，打通学科、交叉融合已然成为中大人文社科建设的基本方向。近年，中大管理学院成立的“中山大学大数据管理行为与决策实验室”入选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
该实验室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前沿理论方法技术与管理学深度融合，在企业数字化运营、大数据旅游管理、金融科技、智能财务等学科交叉前沿进行创新，着力解决“数字中国”建设中企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安全风险等重大问题。
2024年10月8日，整合了哲学、人工智能、计算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力量的中山大学“多向度心灵与智能研究创新团队”，入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名单，为探索文科有组织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有效范本。
学术布局、知识格局、文化全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山大学校长高松院士说，中大正延续内在宏大的历史传统，凝聚文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共识，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努力为学校迈向下一个百年提供“核动力”。
以“文科之用”，服务时代之需
在茫茫大漠中拾起一块块多元的中华文明拼图，在“滑竹成片的地方”试验出乡村旅游扶贫的中国模式，在鉴江之畔赋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州实践”……
新时代以来，中大学人致力“文科之用”。中大人文社会学科与科研规划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推动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激发人文社科发展新动能，身体力行地将论文写在广袤祖国大地上。
传承文化遗产
2024年10月21日，数十位参加“景教研究新进展”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来到新疆火焰山南麓的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实地考察这个目前中国境内发现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
该遗址于2021年、2023年由中山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学研究院联合发掘，入选“2023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在这座景教寺院遗址里，我们发现了色彩明丽的景教壁画残块、保存完整的玉雕十字架、叙利亚语书写的景教文献及汉文的佛经和道经等多种语言文字的纸质文书。它的丰富程度，超乎预料。”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刘文锁在遗址上向大家介绍三年多来的考古发现和收获。
景教是早期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其历史与遗存见证东西文明交流互鉴。遗址既有佛教寺院，也有景教寺院，墙面上既有汉文题记，也有回鹘语、叙利亚语题记。
现场更发现汉文佛经、道经与叙利亚文景教文献合写在同一纸张上的情况。“揭示出当时多元文化共存情形，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刘文锁说。
刘文锁的同事、中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院长助理周繁文，多次带领学生前往意大利开展考古发掘，助力“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这些年，她用另一种方式向更多人讲述中国考古的成果和故事。
由周繁文担任联合总撰稿人的纪录片《何以中国》，在今年先后获得白玉兰最佳系列纪录片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纪录片建立在考古学家的深入研究之上，依靠抱朴守拙、文采熠熠的旁白铺陈，让一个个蕴藏家国情怀的古代故事，生动呈现在观众面前。
“是学术成果的视觉体现，亦是写予中国的纸短情长。”纪录片开播之际，周繁文在朋友圈写下这句话。
“我们不仅写王侯将相，还写很多默默无闻、能够覆盖社会全阶层的人物，来展现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体现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周繁文说，《何以中国》不仅回答宏观命题，也展现历史进程中每个人的角色、感受和贡献，让学术可亲可近。
发挥“文科之用”
紧密对接“地方所需”，充分发挥“中大所能”，中大学人让“文科之用”面向国家需求，惠及普通人群。
由中大旅游学院创院院长保继刚教授及其团队发起、施行的“阿者科计划”，令云南阿者科村完成从贫困山村到“世界最佳”的逆袭。
日前，联合国旅游组织执行委员会公布的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云南阿者科村成功入选。
12月20日，在阿者科村举办的“最佳旅游乡村”揭牌仪式上，保继刚对“阿者科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这一问题作出回答：“那就是我们的村民真正获得了实惠，我们的村民获得旅游收益的百分之七十。”
阿者科，哈尼语意为“滑竹成片的地方”。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云海梯田最深处，由60多户哈尼族人家组成的阿者科村，因其原始的生态文化被誉为活态的哈尼民居博物馆。
随着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阿者科村成为遗产区五个申遗重点村落之一，也是第三批国家级传统村落。
2018年起，保继刚教授团队编制施行“阿者科计划”。该计划不靠外来资本介入，通过智力援助和当地政府支持，组织村民成立旅游发展公司，自主经营和管理，收入全村分红。
经过六年实践，“阿者科计划”成功为乡村振兴、传统村落和文化保护，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入选第四届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十大典型项目，入选“全球百强旅游减贫案例”。
中大师生投身乡村振兴的身影在云南，更在岭南。
在过去一年多里，广东茂名高州的鉴江之畔迎来上千名中大师生。中大人统筹优势学科，通过健康护航、产业兴农、城乡融合、智库赋智、文化育人等11个合作共建项目，助力当地县域吸引力显著提升。
中大师生积极发挥人文学科专业力量，建立“全民阅读研究与推广联合基地”、设立“中大学人文库”、在柏桥村建立了“新华悦读空间”，丰富乡村的文化供给；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计划，为高州中小学提供心理健康支持；邀请15位专家学者受聘成为“双百行动”的智库专家，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州实践”课题，推动地方治理和经济发展，为高州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
通过智库赋智，中大持续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
2024年是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前身，即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建所40周年。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院长何俊志教授表示，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是全国唯一一家以港澳研究为中心的国家高端智库，致力于探索跨学科综合性高校专业智库发展模式，已形成了集成性和专题性的粤港澳研究专业数据库门户，对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发挥重要作用。7月，研究院延伸至深圳前海，其深圳分支机构正式揭牌，进一步深入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
此外，中山大学法学院成立涉外法治研究院，为涉外法治建设总体布局和大湾区法治建设提供高校力量；自贸区综合研究院连续九年发布“年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总结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经验；“一带一路”研究院持续多年发布《大洋洲发展报告》等蓝皮书，为相关决策的出台提供了咨政服务，等等。
推进交叉融合
“文科之用”更在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服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离不开标识性学术概念的提炼。”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处处长、哲学系主任张伟教授表示，提炼逻辑自洽的标识性概念，用原创性的概念阐释中国的生动实践，并赋予中国标识性概念以一般意义，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议题。
2023年10月以来，中大推出“标识性概念”系列学术活动，迄今已经举办超过20期，徐俊忠、刘志伟、陈少明、周飞舟、彭玉平、渠敬东、陈伟武等学者先后开讲。
这些概念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下、生民、食货等，也源自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实践，如人民、民族、文艺等，都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张伟期待，“标识性概念”的提炼和阐释将促进跨学科之交叉融合，以研究范式的转换推动学科建设。
如果说“标识性概念”系列学术活动是打造学术交流新形态的具体举措，那么推行学部制、成立联合研究院，则是中大推动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设计。
近年来，中大“上线”七大学部，形成“学校—学部—院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学部制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针对知识的不同特性进行学科的分类管理，二是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发展。”中大人文学部主任陈少明认为，学部制打破院系自成一体的格局，有利于相邻学科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学部主要由相同和相近学科院系组成。跨学科从相近者开始，具有可操作性，规模可随着实践而扩大、深入。”
2024年12月27日，中山大学文科发展大会召开前一天，数字人文联合研究院正式成立，成为继乡村振兴联合研究院、医学人文联合研究院之后，中大又一跨学科研究平台。
三大联合研究院，核心是整合校内既有研究力量，发挥大学多学科优势，推动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中山大学校长高松所期待——展望未来，联合研究院将推动教育创新与学术研究的深度融合，努力实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
站在百年校庆的新起点上，作为中大学术与教育基石和动力，人文社科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山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表示，中大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和研究，都要继续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于人类和世界！
文｜记者 朱绍杰 邓琼 通讯员 黄艳
图｜中山大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