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记者从上海市民陈女士（化名）处了解到，她因误以为猫咪走失，联系了一家专业寻宠团队，先预付1000元定金、正式搜寻前又支付7800元尾款，共计花费8800元寻求寻宠服务。然而事后发现，猫咪并未离开办公室。陈女士质疑该寻宠团队在搜寻过程中未尽到相应职责，要求对方退还尾款被拒绝。她认为此类高价寻宠服务名不副实，目前已报警处理，并委托律师准备提起诉讼。记者就此联系涉事寻宠团队，工作人员称正与当事人沟通协商。
花8800元请寻宠团队，猫咪竟未离开办公室
据陈女士介绍，2月21日晚间，她将自己养的猫带到朋友办公室玩耍，其间发现猫咪不见了，又发现窗户开着，便以为猫咪跳窗走失，从当晚7点到凌晨1点，她在办公室附近多方搜寻无果。于是在22日早上6点多，陈女士在小红书上看到一家寻宠团队，随即与其取得了联系。双方添加微信后，寻宠团队很快给出了多款寻宠方案，报价从8800元到48000元不等，陈女士选择了8800元的单犬双人套餐。对方当即拟定合同，陈女士先支付了1000元定金，团队工作人员才带着搜寻犬出发，而在正式搜寻前，对方又要求陈女士将7800元尾款全额转至其账户。
当天8点，寻宠团队开始在办公区域及周边搜寻，到了10点30分，物业工作人员在办公室的桌子下面听到了猫咪挠门的声音，发现猫咪未离开过房间。找到猫咪后，陈女士立刻联系寻宠团队，提出因猫咪并非由对方找到，希望退还7800元尾款，将1000元定金作为人工费支付，“我说尾款的7800，因为也不是你们找的能不能就退给我们，1000块钱的定金就做人工费给你们了，也找了两个多小时。”但这一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对方表示团队“按结果收费”。后续陈女士联系该团队客服，也被对方拒接电话。
陈女士随即选择报警，目前她已按警方建议在支付平台对付款订单进行举报，要求冻结款项，同时也已委托律师收集证据准备起诉。
宠物主质疑高价寻宠团队服务敷衍、合同条款模糊引纠纷
此次事件中，寻宠团队的服务过程与合同条款遭到陈女士的质疑。陈女士认为，寻宠团队未查看监控、未提供任何有效线索、未完成任何实质性搜寻工作，存在违约行为。她表示，整个搜寻过程持续了两个半小时，而团队工作人员在搜寻中并未付出有效帮助，“其实没有（实际帮助），其中一位寻宠的人说他刚做这一行没多久，另一个带狗的人，其实就是在小区里面遛狗，他其实没有找，就在那边闲逛，保安都问我他是闲逛还是在找猫咪，甚至犬只排便后也没有及时清理。”
陈女士告诉记者，她觉得双方签订的合同也存在模糊之处。对于“找到宠物”的界定，陈女士认为合同表述模糊，“如果说找到了，合同里面也写得比较模糊，意思是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找到宠物，就按结果收费，只要找到了8800就是要不回来的。”此外，合同中还规定陈女士在委托该团队后，不得再委托第三方寻找宠物。
针对此事，记者联系了涉事的寻宠团队，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知晓陈女士反映的该起事件，但并非由其经手该订单，因此不清楚具体情况，并表示会联系经手同事。截至发稿前，记者从该工作人员处了解到，目前团队正与当事人进行沟通。
履职与否是关键，律师解读
针对陈女士的事件，江苏润商律师事务所主任崔武律师认为：虽然双方约定猫咪在家里找到也算完成工作，但关键一是看寻宠团队是否在家里寻找。二是寻宠团队寻找行为与发现猫咪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如没有在家里寻找，则猫咪发现与其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团队妄图坐享其成，不应支持。其未认真寻找的行为应构成违约。甲方有权要求其退还尾款。双方履行合同应本着善意尽职之原则。此外，他认为寻宠合同应约定双方认可的寻宠方案，寻宠团队按方案执行才可收费。如未按方案执行，即使甲方或他人帮忙找到，则团队不应收取相应费用才合理。
近年来，随着宠物经济快速发展，付费寻宠服务也走进大众视野，相关纠纷也随之增多。在社交平台搜索“寻宠”相关服务可见，各类机构收费标准不一，其中不乏高价收费的情况。不少宠物主人在爱宠走失后急于求助，容易在未充分核实资质、未看清合同条款的情况下仓促付费，以致后续产生纠纷。从市场现状来看，寻宠行业尚未形成统一的服务标准与收费规范，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会有团队以“高价必找回”为噱头招揽客户，实际服务却大打折扣。对此，记者提醒，消费者选择寻宠服务时应保持理性：一是优先核实机构资质与口碑，避免轻信网络宣传；二是务必签订合同，明确服务时长、搜寻范围、成功标准、退款条件等关键内容；三是尽量选择分段付费、按效果付费模式，不轻易提前支付全款；四是全程留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搜寻过程证据，发生纠纷时可向相关部门投诉。
相关报道：此类纠纷并不罕见
在宠物经济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了诸如“宠物侦探”“宠物心理咨询师”“宠物殡葬师”“宠物针灸师”等新兴职业。
在众多新兴职业中，“宠物侦探”是争议较大的一个。在宠物主人强烈的情感诉求下，单次寻宠费用甚至“上不封顶”。尤其当前述事件发生时，“宠物侦探”的专业性和收费标准就会被广泛讨论。
一方认为，找到了就该付钱，而另一方则认为，既然是很容易地找到，不该收高额尾款。
记者了解到，在相关行政机构管理下，我国不少省市均成立有小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宠物行业协会。具体来看，前者普遍是以接受公益捐助，保护饲养流浪宠物为主，后者则是由宠物饲料、玩具、医疗等企业构成，偏重生产、制造产业侧……
而“宠物侦探”等新兴职业从业者，鲜有被吸纳，普遍是游离在市场中“各凭本事吃饭”。
“陈女士案例类似的纠纷，我自己也遭遇过。”在上海开设寻宠工作室的孙锦荣对记者表示。
和陈女士的案例略有不同的是，孙锦荣是在亲自上门后于客户家中的隐蔽角落里找到宠物，客户随后便“反水”，认为整体耗时较短，寻宠团队赚钱太快太容易，甚至不认同自己宠物“丢失”的事实。“最终，依靠全程视频记录，我能证明是自己上门后依靠专业能力找到宠物的，最终客户还是履约付款。”
孙锦荣介绍，客户和寻宠团队之间产生的矛盾，并非全部来自宠物主人“不讲信用”，也与当前寻宠机构以及从业人员“鱼龙混杂”有关。“不排除部分机构团队的人员，态度和专业能力都有问题。”
一般来说，寻宠机构会分两笔对客户收款，前期会收纳一笔定金，而寻得宠物后则需要客户支付尾款以及约定赏金。孙锦荣长期从业发现，的确存在部分寻宠团队，在寻找过程中随便“划水”“装样子”，只赚得客户定金就结束服务的情况。
“例如，一些机构号称可以出动搜救犬寻找走失的猫，但猫在户外普遍是处于高度应激状态下，会很害怕狗，普通的搜救犬也难以精准识别特定的猫体气味。仅当猫完全静止于类比地震救援的密闭受限空间时，极少数高阶搜索犬才可能有效定位。所以业内有些机构出动所谓的搜救犬，可能确实只是在‘装样子’。”
当这样的情况充斥于行业时，客户对于“寻宠团队”的专业性与收费价格，自然更加敏感和抱有怀疑。
从业以来，孙锦荣和其团队共寻回了近万只宠物。在他看来，由于宠物丢失的时间、雇主家庭户型、楼宇构造、小区内部设施、社区外部环境、监控覆盖区域以及所携带寻宠工具性能都有不同，所以每一次寻宠的案例都可以说是独立事件，寻回的概率只有100%和0。
“我曾经接到过同一个客户的两次委托，第一次狗跑出门后，由于覆盖监控较多，提供的有效信息也就更多，成功找回了狗。但第二次，狗跑出门后方向变了，后续区域线索链条断了，最后确实就没有找到。”孙锦荣表示，有些宠物跑出家门，可能被拾养者善意暂养，也可能据为己有，还可能遭遇溺水、车祸等意外风险，能否找回，结局高度分散。
在孙锦荣看来，提供服务的寻宠机构应该坦诚告知不确定性，而不是为了接单去“承诺”确定性。“如果雇主的期望与实际服务产生较大偏差，就有可能损害行业的口碑。而部分寻宠机构则是在利用客户的焦虑，诱导其在不理智状态下签署不合理条款合同。”
事实上，由于“宠物侦探”的专业资质、技能考核目前尚没有通用标准，服务效果也缺乏质量评估体系，仅凭寻宠机构与丢失宠物的雇主自行缔结合同，一旦出现纠纷，直接推升双方的维权成本。
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星月对表示，诸如市场监督、农业农村等行政管理部门，与主管的宠物相关协会，或有必要考虑联合出台一些相关的行业规范标准。
“例如某一方可以牵头发起《宠物寻回服务自律公约》，市场监督部门可以指引设定相关标准化流程、示范服务合同等，进一步明确服务内容、验收标准、退款触发条件等关键内容。另外，相关费用的行业指导价、成功佣金上限也可探讨，促进透明化。”
杜星月表示，在相关规范依然“空白”的当下，当前从司法实践看，丢失宠物的雇主和寻宠团队双方的沟通记录，以及服务过程的重点内容举证非常关键，涉及成本、定金、尾款的合同条款缔结是否合理，都需要个案分析。
“若寻宠团队未实际履行核心的搜寻义务，例如未排查室内死角、未调取监控记录等，则其提供的服务价值与高额收费严重不对等。宠物最终被找回的结果，往往并非基于团队的专业服务，团队据此主张全额服务费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
杜星月表示，从现有判例看，依据公平原则，除扣除寻宠团队已产生的如交通费、基础人工费等必要合理成本外，法院通常会支持寻宠团队退还一定比例未提供服务对应的款项给消费者。而一些寻宠合同中，关于“无论哪一方找到，均视为服务达成”等条款，实质上不合理地免除了服务方提供搜寻服务的责任，涉嫌属于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霸王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关于格式条款效力的规定，法院有理由认定相关条款无效。”
孙锦荣告诉记者，自己计划于今年自行探索启动首套民间寻宠标准的建设，进一步推动行业完善。
在孙锦荣的设想中，从业者需要通过涵盖宠物相关理论知识的考试，上岗前需要考查热成像仪、无人机等设备的操作和运用能力。
“甚至我个人认为，体能、爬树等身体素质相关的考核也同样重要。”孙锦荣说，“毕竟在户外场景下寻宠半天时间，一个人可能要徒步大约10公里。”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扬子晚报、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