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沐露岭南——韩天衡艺术回顾展”在广东美术馆（新馆）盛大开展。
从金石篆刻到书法绘画，从理论专著到手稿笔记，在笔墨刀石的交织中，展览勾勒出海派艺术大家韩天衡丰盈且独树一帜的艺术面貌，也让广东艺术爱好者一览海派艺术的雄浑与灵动。
展览开幕前，韩天衡先生接受了羊城晚报独家专访——
相互融通的“马蜂窝”比喻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展出了您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包括《和美图》等经典作品。为什么特别喜欢画荷花？
韩天衡：通过长期的观察，我发现荷花有一点非常了不起。过去文人墨客歌颂梅花不怕寒冷，天越冷梅花开放得越好，所以表现了一种文人意趣“梅花香自苦寒来”。后来我发现，从古到今，文人都讲荷花的亭亭玉立、“出淤泥而不染”，但是没有观察和总结出荷花和梅花同样具有刚毅的性格。
在火热的七月天，很多花都蔫了的时候，荷花却在酷暑中绽放，这不是一种刚毅的性格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梅花是主宰冬天的花，而荷花是主宰夏天的花。所以我后来概括出两句话，“荷不畏暑”，就是荷花不怕热，“与梅同格”，就是荷花具有梅花同样刚毅的品格。所以我特别喜欢画荷花，为它立照。
我画的荷花是重彩的，追求七彩斑斓，以体现它在阳光下的艳而不俗；画水墨荷花，则追求水上生物的滋润、静谧和充满生气的表达。
羊城晚报：很多人都评价您的字是由篆入字。而您治印所体现雄浑内敛的风格，在您的书法、绘画里面也一脉相承。
韩天衡：我比较喜欢雄浑。我们这个时代是雄浑豪迈的大时代、新时代。我当过兵，写字的时候总追求表现一种豪迈、刚毅的气质。
篆书对我的篆刻很重要，而且篆书的线条在书法里也非常有用。写行草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的基础是篆书。写楷书是讲提按，写篆书是重圆转的，所以写行草书怎么可以像楷书这么写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写篆书和写行草是一家眷属。
对一门艺术不能单打一，要相互融通。我自己有一个“马蜂窝”比喻。写字、画画、刻印、读书、收藏、教学、写文章，表象都是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马蜂窝”。如果能把蜂穴之间的壁垒打通的话，就能产生复合型的化学反应。一个搞艺术的人，需要以文学、哲学等综合修养为核心，打通各个门类，会产生复合的化学效应，1+1+1可能会大于3。这样对自己艺术的提升非常有好处。
“表扬是糖，批评是药”
羊城晚报：陆维钊、谢稚柳、陆俨少等先生都给您写过“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评”的陆游句。对您来说有何意义？
韩天衡：我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视读书写字，陆游的这两句话就是我小时候的座右铭。“有得忌轻出，微瑕须细评”，就是读书不要浅尝辄止，要读懂读深，而且要读出一种区别于别人的、属于自己的感悟。不要学到一点东西就自满、得意、骄傲，有了心得，也不要自嗨。只有沉浸进去、认真读好书，又要表现出属于自己感悟的东西，才是“有得”。“微瑕”，一点点不满意的东西，都要好好去品评它，捕捉缺点就要纠偏提高。
从写字、画画、刻图章，到写文章、写书，包括做人，这两句话都很重要，也是我从小到现在，践行了七八十年的追求。
羊城晚报：这两句话见证了您和先生们怎样的交往故事？
韩天衡：我非常幸运，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关心和培养，我一直很感恩他们。除了陆俨少先生，篆刻方面的方介堪先生、方去疾先生，理论学说方面的谢稚柳老师，还有陆维钊老师，他们都是我的大恩人。没有他们对我严格的要求，也就不可能有我那么一点小小的成绩。
这些老先生给我的启发教育是多方面的，比如谢稚柳先生，我22岁拜师，他很少跟我谈概念的东西，总是讲，要尽量多读书。在这些老师的指导下，我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读书是我们搞任何一门艺术的根基，只有读书有深刻理解又会转化的人，再赋以高超的技能，才可能在艺术上取得成绩。
我第一次见到篆刻老师方介堪先生，他看了我的印，说我和清代篆刻家邓石如风格暗合。他说，“你千万不要学我，学我这辈子都超不过我”，不要做他的跟屁虫，应该爬到更高的山上去。还有陆维钊老师，每次我把印稿、书法寄给他，他都用毛笔仔细修改，哪根线条、哪个字不妥当都为我抓出来，做非常深刻的剖析，让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微瑕须细评”。评不好等于吃了不良食品，对人有害，评好了就是真正提高艺术水准的补药。
羊城晚报：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表扬是糖，批评是药。”
韩天衡：这是我30多年前出一本画册时自己写的序。我发现不少学习艺术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一个通病：听到表扬就喜笑颜开，像吃糖一样甜，听到批评就觉得别人是在污蔑我、夸大我的缺点、存心与我过不去。
通过几十年的学习，第一流大师的栽培，结合创作实践中的进与退，我体会到，一个搞艺术的人，吃药比吃糖重要。你的作品好，人家表扬你，那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听了无非顺耳，感到甜滋滋的，但真正促使你进步的不是表扬，而是批评。为什么我们要拜师学艺，当然是老师比你高明，请教老师就是为了听批评，只有不断被批评、不断改正缺点，才能进步。所以，老师、包括圈内圈外的批评，对自己都是有益的良药。
粤派、海派各有妙处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对广东丁衍庸先生的篆刻评价甚高？
韩天衡：丁衍庸先生是油画家，也留学过日本。我研究印学史知道，他一生致力于绘画，60岁才开始学篆刻，很多人不知道他是“退休”后才开始刻章的。很多老年人觉得年纪大了，再去学一门艺术太晚了，其实没有这个道理。我小时候爸爸跟我讲“三岁修道不为早，八十岁修道不为晚”，什么时候开始都恰到好处。
丁先生刻印，有深厚的绘画修养，所以刻生肖印，能化古为新，在生肖印领域开创了新天地，也是岭南艺术家对篆刻尤其是生肖印的很大贡献。而上海的来楚生先生也很了不起，他的生肖印取法于汉，从画像砖演化而来，苍茫雄浑；丁衍庸先生则表现得更高古，追求秦汉之前的三代至少是商周时期的艺术精神，非常了不起。
羊城晚报：您如何评价粤派篆刻？
韩天衡：谈粤派篆刻，离不开岭南篆刻代表人物黄牧甫。黄先生是安徽人，但黄金时期和经典印章多在广州创作。广东成全了他，他也成全了广东的篆刻艺术。我过去写文章说过，黄牧甫和海派大师级人物吴昌硕是天生一对。吴昌硕表现关西大汉般的高亢雄浑，黄牧甫则表现优雅安详，一个像花脸，一个像青衣，各有妙处，是舞台上缺一不可的可匹配的大师。从当代借鉴学习的角度统计，学黄牧甫的人比学吴昌硕的更多、影响更大。谈到近百年篆刻两大宗师，海派是吴昌硕，岭南派就是黄牧甫。
羊城晚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您曾以简体字入印？
韩天衡：篆刻艺术之所以叫篆刻，就是以篆书入印，已是常态。从周秦两汉到现在，篆刻始终沿用古代文字。但历来大师级的印人以篆入印也不会千篇一律，字体和风格都会融入自己的新理念、技法，推陈出新，生面别开。千印一面、千人一面，不叫艺术。比如我刻鸟虫篆，把生活中见到的活生生的动物形象，融入篆字，通过演绎，转化为更具装饰、意象美的笔画元素，往往会带来别样的艺术感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特殊时期。我的老师方去疾先生很看重我，我22岁见他时，看了我的篆刻，说“你可以变了”，这句话对我震撼极大。我当时说基础不够，还在借鉴传统，他却说可以变，变就是要跨出推陈出新的一步。方先生思想不保守，1972年就提出尝试简体字入印。
羊城晚报：简体字入印是不是一条还有待开拓的艺术路径？
韩天衡：我觉得路很宽，开拓没问题，至于成不成熟、能不能出大成果，还要边走边看。
简体字入印比繁体字困难得多。篆书代代传承下来，不断有新的经验可以借鉴，这是驾轻就熟的。简体字怎么妥帖地放到方框里，是新课题，难处理。后来在实践中摸索，还是取得了成绩。特殊年代过去后，篆刻回归传统，但简体字入印依然可以刻得有趣，我近年也刻过几方，觉得还有些味道，绝对区别于传统上的篆刻。黄牧甫晚年回老家刻了一方印章叫“在黟减半”，意为在老家刻图章半价收费，用的全是简体字，而且极具水准。
统筹 | 邓琼 朱绍杰
文 | 记者 朱绍杰 李娇娇 梁善茵
图 | 记者 王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