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下午，92岁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做客“岭南文化新讲第38讲”，在春日的午后回溯康乐园里的诗教往事，于书香满座中带领读者感受古典文脉与学术师承的当代呼吸。
黄天骥年逾九秩，精神矍铄，自称“90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诗洋用他为中大中文系撰写的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概括他的文学成就——他是中大文脉的传承人，在康乐园求学从教七十载；是古典文学的摆渡人，诗词戏曲融会贯通；是妙笔生花的创作者，开设散文专栏尽写岭南风物、师恩往事。这副楹联镌刻在中文堂，是黄天骥与康乐园携手走过七十年的温情见证。
《讲演录》是“意外的收获”
近日，《黄天骥诗词曲联讲演录》（以下简称《讲演录》）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黄天骥2002年在香港城市大学、2024年在广州的12场古典文学讲演实录。
2024年9月，黄天骥收到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柏峰带来的新书——老友蔡鸿生教授的《中外文化因缘讲演录》，这让他想起自己与蔡教授同时期在香港城市大学讲学时，也曾留下音像资料。“不过我搬家几次，不知放哪去了。”黄天骥笑道。
柏峰听说后，建议他找出光盘，整理后交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的再三坚持下，家人竟真的从家中翻出了当年已转录成光盘的录像带。“这本书是岭南古籍出版社带给我的意外收获。”
讲座现场播放了当年的课程影像。黄天骥使用粤语授课，讲到戏曲时不由得手舞足蹈，示范各种戏曲身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般“古灵精怪”。
整理这本书的过程，是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故事。当年的光盘因发霉无法读取，出版社联系音像厂家才得以转出。然而更大的难题在后头：黄天骥讲课用的是地道的广州话，要转写成普通话出版，靠技术工具很难转达原意。最终，《讲演录》在两位中大研究生初步整理的基础上，由黄天骥的儿子黄宇丹梳理，最后由黄天骥亲自审定、补充。但他坦言：“广州话要完全变为普通话，比较困难。现在基本上能保持我在香港讲过的内容，但要表达我上课时那些灵机一动、古灵精怪的瞬间，没办法了。”
据他回忆，在香港城市大学讲课时，课堂不仅对学生老师开放，校外的“三教九流”也来听，“三姑六婆来，尼姑也来，我还跟尼姑交起朋友，于是讲到佛教时就很克制了”。他妙语连珠，现场笑声不断。
黄天骥以“戏曲为主，兼学别样”来概括他的治学路径，“这本书里，我更喜欢讲戏曲的部分。我讲起戏曲来就‘鬼五马六’，什么都胡来，也放得更开。”
正如《讲演录》的责任编辑、岭南古籍出版社古籍整理编辑部副主任张贤明所说：“这是一本‘大家小书’，带领零基础读者读懂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黄老对文学作品的赏析通俗易懂、层层抽剥、剖析入微，书中充满着闪光的、让人会心一笑的妙语。”
“彤云浸染山头去”叩响师门
在讲座中，黄天骥深情回忆了康乐园里引领他走上学术之路的诸位恩师。
黄天骥自小熟读《唐诗三百首》，爱好诗词，中学时就开始学习填词。考入中大后，他带着词作叩响詹安泰先生的师门。“野草离离，彤云浸染山头去”——刚念了一句，詹老便说：“不用读了，以后跟我学词。”詹安泰是潮汕人，喜欢用潮州话摇头摆尾地吟诵自己的词作，常请他喝工夫茶，告诉他：“工夫茶分茶时要关公巡城、韩信点兵，做学问也要这样，每样都要学、每样都要慢慢品。”黄天骥由此领悟：“只懂读书，不懂社会没用；只工作，不读书也没用。”
黄海章先生教唐诗，“上课总是很无聊”——读一首诗，问学生哪句好，学生答一句，他说“对了，坐下”，便算分析完毕。但有一次，黄天骥在《羊城晚报》发表了诗歌《花市行》，已退休的黄先生把他叫去，严厉指出：“初唐诗风肤浅、华丽，流畅但不深刻，你要写社会！”当时的黄天骥已是中文系系主任，但黄先生却毫不客气对他进行批评，令他羞得满脸通红。“这份教诲，我一辈子不能忘。黄老教会我，做老师一辈子都要对学生负责。”
董每戡先生则将他领入戏曲研究的大门。黄天骥回忆，有次他在课堂上模仿董先生走路的姿态，被当场抓住，心里正忐忑不安。“谁知董先生课后把我留下来，对我说：‘你的模仿力很强，不如跟我学戏曲吧！’”从此，黄天骥从诗词研究转向戏曲研究。董先生要求他到剧团实习，学各种身段，“兰花指怎么走，云手怎么做”。这种导演视角的训练，让他后来研究戏曲时“自具面目”。
“我和老师之间的师生关系很亲密。学生尊重老师，从心里尊重就够了。”黄天骥说，“我性格‘没大没小’，爱和老师开玩笑，老师不讨厌我，反而愿意教我。我很怀念我的老师。”
谈及师承与治学，黄天骥则认为：“学问不是老师的翻版，要‘别开生面’。做学问要多存疑。从不通到通，才是真通。”
治学要敢于“胡思乱想、胡说八道”
黄天骥的父亲也是中大中文系毕业，留下许多古书，他从小就“爱乱看”，由此培养了对诗词的爱好。1981年，他写成《纳兰性德和他的词》，这是第一部研究纳兰性德的专著。他将纳兰性德置于清初满汉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研究，主张“以史证诗、以诗映人”。
在讲座上，黄天骥分享他的诗歌研究观：“读古人的诗，必然带着今天的感情去理解。我们无法真正知道古人的感情，无法真的还原。读古要知今，必然带着今天的感情去理解。”
在AI时代谈诗教，黄天骥有自己的见解。他曾经让AI写一首歌颂他的七律，“平仄、声韵都合格，但都是拍马屁的东西，没有感情”。他又让AI写批判他的诗，AI表示拒绝，说“不能这样批判年长的学者”。于是，他隔着屏幕跟AI“据理力争”起来。“你看，AI终究不懂人情。”
对于想学写诗的年轻人，黄天骥建议：“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偷。写词，读《白香词谱》就够了。”他分享道，从小背古诗，还会用广州话改编取乐：“我将‘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记为‘在天愿为孖公仔，在地愿为油炸鬼’。”“做学问既要认真读熟它，又要敢于变化它。既要有规矩，又要敢乱来。”
教学时，他常鼓励学生：“你们必须要‘胡思乱想’，要‘胡说八道’。错了也不要紧，我纠正你不就完了？你跟着我干什么？学老师的，跟老师一样，没有创新。”
当被问及如何理解“中大精神”时，黄天骥用了两个生动的词：“头啖汤”和“人情味”。“头啖汤”指的是敢于创新的精神，“人情味”则体现在师生之间、同事之间的真挚情谊。这种精神贯穿了黄天骥数十年的教学生涯。1986年，时任中文系主任的他率先试行“百篇作文”制度，要求新生第一年写100篇文章，这一制度延续了三十余年，成为中文系的一面旗帜。
在黄天骥看来，诗教传统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一代代师者用生命守护的灯火。七十载康乐园路，他既是受灯者，也是传灯人。
文 | 记者 熊安娜
图 | 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