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涛
读到“越缦老人”李慈铭（1830-1894）《六十一岁小像自赞》，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奇异的亲近感。文字写在一百三十多年前，而所呈现的心境却并不遥远。尤其当我也将年及六十有一之时，再读那句“形骸落落兮，谨畏匑匑；须眉怊怅兮，天怀畅通”，便不再只是文学上的赞语，而像是一种可以在身体之内感到回声的存在经验。
古人写“自赞”，并非自夸，而是一种晚年的自我定位。到了这个年纪，人已经不再急于证明什么，却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此生究竟成了什么样的人？李慈铭在赞中连用数问——“儒林耶？文苑耶？独行耶？隐逸耶？止足耶？”——似乎要为自己寻找一个可以安放的位置，却终究不肯落在任何一个现成的名目之下。这种犹疑，并非不自信，而是一种对自身命运已经看得太清楚之后的迟疑。名位不足以说明一生，而性情却又难以归类，于是只能以“雨潇风晦，霜落叶红，悠然独笑”自处。
今年我也将满六十一岁。寒假中重读《鲁迅全集》，才慢慢体会到鲁迅（1881-1936）晚年的心境。鲁迅只活到五十五岁，但他的文字却常常带着一种比年龄深长的清醒。他所写下的文字，大多是在四十岁以后，而且，那些最锋利、最冷静也最孤独的文字，几乎都在他生命的后段。按年岁算，他尚未到李慈铭所谓“观河之将皱”的时候，但从精神上说，却早已进入那种看尽世事而仍不肯自欺的境界。
想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年龄并不只是生理时间，而是一种历史时间。李慈铭六十一岁时，面对的是晚清的衰败与官场的狭隘；鲁迅五十余岁时，面对的是现代中国的混乱与精神的病症；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技术日新月异，信息瞬息万变，生活的节奏远远快于他们的时代。但奇怪的是，真正属于人生深处的经验，却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孤独仍然存在，迟疑仍然存在，失望仍然存在；那种既不能完全退出，又不愿完全附和的心境，也依然存在。
去年在六十岁时，我曾写下《在时间中成为自己》。当时只是模糊地感觉到，人到某个年龄之后，所面对的不再是前途，而是时间本身。所谓“成为自己”，并不是完成某种理想，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仍然能够认出那个不愿改变的部分。如今再读李慈铭的自赞，才明白这种感觉并非个人的偶然，而是许多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经历的一种阶段。当外在的世界越来越难以依托时，人只能回到自身，确认那一点尚未被磨平的棱角。
李慈铭说：“故俗士疾之，要人扼之，而杖履所至，常有千载之清风。”这句话读来尤有感触。所谓“俗士疾之，要人扼之”，几乎是每一个不愿随波逐流的人都会遇到的处境；而所谓“千载之清风”，并不是后世的赞誉，而是一种自知：即使无人理解，也仍要保持那一点不肯改变的气息。
鲁迅晚年常说“绝望”，却从未停止写作；李慈铭自称“形骸落落”，却仍数上封事，不避权要。读他们的文字时，会发现所谓晚年，并不是退场，而是一种更为孤立的在场。位置可以失去，名目可以改变，但判断不能放弃。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年代的思想者心意相通。
如今的世界，比他们的时代复杂得多，也“轻松”得多。技术可以替人记忆，制度可以替人安排生活，甚至思想也似乎可以被各种现成的话语所代替。但正因为如此，那种不愿完全被安排的人生，反而变得更加困难。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再读《六十一岁小像自赞》，会觉得它并不是一篇古文，而是一种仍然没有过时的存在方式。
人到六十之后，渐渐明白，所谓一生，并不在于走到了哪里，而在于一路上放弃了什么，又保留了什么。
李慈铭在六十一岁时写下自己的小像，自问而不自答；鲁迅在五十余岁时写下那些冷峻的杂文，也未曾给出安慰。
或许真正能够留下来的，并不是成就，而是一种姿态，一种“形行景从”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