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
在清代，春节称为元旦、新年，同今日一样，除夕前几天到第二年元宵节，都算“过年”的时间。晚清浙江人杜凤治（1814-1883），曾两任南海知县，在广州过了五个年。他的日记，为晚清官员如何在广州过年，留下了不少生动有趣的记录。
典礼、祭祀、给上司拜年
清代有“封印”制度，在十二月中下旬交界的某日开始（各年不尽相同），各级官员的印信都“封存”一个月，征粮、审案、公文往来等日常公务停止，各衙门处于半休眠状态，等于为官员们放一个月的年假。然而，杜凤治是南海知县——清代“南海县”为广州府“附郭县”，县治设在广州城内，与“番禺县”分治府城，合称“首县”——有直接管治广州城的权责，日常公务虽然暂停，但他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历朝历代都重视典礼和祭祀，以彰显王朝的正统性和统治秩序。两广总督瑞麟定下每年“元辰卯刻”（年初一清早5时）在万寿宫举行朝贺礼，杜凤治必须最早到，所以，除夕与家人守岁后他只打了个盹，“寅初”（凌晨3时）就冒寒打灯笼乘轿出门赶赴万寿宫。天还没亮，两广总督、广州将军、广东巡抚就率领文武官员对代表皇帝的龙牌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再同去圣庙（祭孔子）、文昌宫（祭文昌帝君）、武庙（祭关、岳）拜祭。年初二，官员们到天后宫、城隍庙、龙王庙拜祭，杜凤治“寅正”（凌晨4时）就要出门。元宵日，各官除了按惯例到各庙宇行香外，还要到天后宫开灯，杜凤治同样要提前到达张罗一切。
年初一的典礼、祭祀完毕后，杜凤治就与一干文武官员到总督、巡抚、广州将军等高官衙署拜年，然后到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粮道等上司衙门拜年。到上司衙门拜年，体现了官场的上下尊卑，谁也不敢忽略这项礼仪。其间，杜凤治和番禺知县还得为各官准备一餐酒宴。给主要的上司拜年后，杜凤治就回到南海县署，轮到自己当上司接受下属县丞、巡检等芝麻官的拜年了。热闹一番已接近申时（15时），他已疲惫不堪，但稍作休息又出门去给其他上司拜年。
正月间，省城以外的地方官也会专程到广州给督抚等高官拜年。这些官员给高官拜年后，少不得要与首县知县杜凤治有所应酬。如肇罗道道员方濬师当过杜凤治的上司，对杜还有推举之恩，他到了广州，杜凤治就要到他的住处拜年。
同僚亲友拜年、酒宴、戏宴
拜年是官场编织、维系关系网的重要手段。年初二以后多日，杜凤治或出门给同僚、各衙署幕客拜年，或在家接待拜年者。杜凤治去拜年，有的是“登堂”，即进入房屋内拜，对地位高的、交情深的、官场上用得着的人就必须“登堂”。交情浅或地位一般者，杜凤治到了住宅门口，留下拜帖就离去。来拜年者，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登堂”，杜凤治就衣冠整齐出迎接待。对某些不是非见不可的拜年者，杜凤治会让门房说主人不在家，拜年者当然知道是假话，但也会识趣地留下拜帖就离去。同治十一年年初二，总督瑞麟亲自来南海县署拜年，没有“登堂”，只是留下拜帖。但杜凤治稍迟即出门到督署“缴帖谢步”，缴帖即把总督的拜年帖子奉还，表示不敢当；谢步则是同时送上感谢总督大人光临的文帖。
过年期间官场彼此纷纷请酒宴、请看戏。总督瑞麟定下每年正月十三广州的文武官员团拜，并举办戏宴。原先团拜的戏宴在大佛寺举行，瑞麟后来觉得大佛寺闲人太多，且担心万一火灾不易疏散，把地点改在新成立的炮局（负责铸造大炮）。官员团拜由南海、番禺两首县知县筹办，费用由中下级官员凑集，高官不用出。但凑集的费用肯定不够开销，南海、番禺知县要补贴几百两银。因为省城的戏班都归南海知县管，所以杜凤治出力更多。过年是戏班最忙最赚钱的时段，为官府演出的报酬不及民间演出的一半，更远低于赴香港演出，但戏班只能听从知县大老爷的吩咐，低价为官员们演出。总督、巡抚、粤海关监督等官员往往也在元宵节前后私人举办戏宴，杜凤治无不要参与筹办，经常搞到筋疲力尽。
杜凤治过年时同亲属、亲戚的相处时间反不如平民百姓多。杜凤治在年初二到岳母家拜年，亲戚来拜年的，往往只能寒暄两句，有时就由太太、儿子接待。几年的日记都写了除夕时家祭、与家人在县衙度岁，但对过年时家里的饮食、购物等没有多少记述。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日，杜凤治买了8盆牡丹花，共88朵，价格是每朵2钱8分银，共花费白银22两多（本该24.6两，可能打了折），其中4盆送给自己的科举同年、广东学政章鋆。当时400两银就可以购买广州西关的一处铺屋，与房价比较，牡丹花简直是天价了。
过年期间的公务
“封印”期间，多数官员只是忙于应酬，杜凤治却还有很多必须履行的公务。过年前后，盗匪的活动特别猖獗。年前杜凤治常要去辖境的街道“查夜”。因为白天还有大量应酬和公务，“查夜”无疑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公务。
其时广州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容易失火，冬天更甚。日记记下，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广州发生两次火灾，当年十二月二十以及光绪三年（1877）除夕也有火灾。但凡有火灾，杜凤治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火场，监督救火和防范趁火打劫。如同治十二年年初二亥正二刻（22时30分），西关外新填地失火，延烧房屋约五六十间，把沙面的桥也烧毁了。杜凤治闻讯即带差勇及救火水龙飞速驰往，大批文官官员也先后来到。到下半夜大火才熄灭，杜凤治疲乏到不能支持，只好嘱咐南海县丞继续维持火场秩序，自己回县署休息。
在杜凤治任南海知县时，每年广州都处决上千人，杜凤治都要充当监刑官。死囚一般会在过年前处决，但也有例外，同治十三年正月初十，共处决了44名犯人，杜凤治和番禺知县到珠光街（今珠光路）南侧“杀人地”刑场监刑后，一起到华光庙烧香解秽。
两首县在年前还要给省城各高官致送油、米等物品。这是广东官场特有的惯例。给高官送油、米完全是锦上添花，但其时广州城还有很多无缺无差的穷官，年关难过。各年年前都有穷官或致函、或亲到向杜凤治借银，所谓借，多数都不会归还，杜凤治为应付这些借银穷官颇费心思，但有时仍不得不借出或赠予一些。为了让穷官能过年，两广总督瑞麟每年从“闱姓”赌税中提拨若干银两，又令南海、番禺两县捐银300两，在十二月下旬对穷官发放一次性救济。穷官分为极贫、次贫、又次贫几个等级，在广州知府衙署发放救济银。因穷官人数多又不顾体面，发放时往往争多论少，不穷而冒领者也有。所以，南海、番禺两首县知县都要到府衙监督发放。
清朝各级地方官府都只对上司负责，间接也对朝廷负责，并无今日“公共服务”的观念，也没有这方面的职能和经费。广州一般平民如何过年，杜凤治无须多管，日记也没有记。不过，在年前官府也有惠及孤苦残疾者的零星措施。如年前的“放瞽目”，即对失明者发放一点钱文。“放瞽目”的地点在育贤坊（今禺山路）武帝庙，每名“瞽目”发放铜钱600文，先发牌，再凭牌领钱。600文当日大约可买40斤米。同治十一年有3600位失明人来领取，同治十二年有4400多位。此前“放瞽目”时因拥挤、抢夺而发生踩死人的事故，杜凤治提前五日就发出告示，发放日又派出多名低级官员与衙役维持秩序，所以，几次发放尚算平安顺利。有失明儿童牌子被人抢走，放声大哭，杜凤治查明后就命补发牌子，让他领到600文。有些发放完毕才赶到的失明人苦苦哀求，杜凤治就命对超过时间才到者减半发给300文。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天气极其寒冷，官员、书吏、衙役忙于过年，全不顾及囚犯死活，几天内南海监羁冻饿而死者12人。杜凤治知道后才命发放棉袄百余件，每日放粥一餐，但每日一粥也只能让囚犯在寒冬中苟延残喘而已。
同治十二年的“春色抬搁”
晚清广州没有特地为过年而举办的全社会参与的节庆活动，但同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的迎春“春色抬搁”（化装大巡游），虽是为迎春而举办（正月初七子刻立春），也为当年的过年增加了喜庆色彩。据说咸丰以前每年立春都举办，英法联军攻打广州后停办。同治十一年，广州知府冯端本认为，“现在年丰民安”，宜恢复迎春“春色抬搁”，决定由南海、番禺两首县知县出面与各行业的行头商量筹备，仅南海各行就制作了“抬搁”32台。杜凤治正月初六的日记为“春色抬搁”写了约2200字。南海县衙也出动了几百名衙役参与，其中“有藤牌手四十名，俱袒右臂持刀，左手持牌，其臂肥且白粗如栲栳”。日记称沿途观看者有百万人之多，“先日刻卖经过路程单，经过之地，两边房屋无不租赁与人搭台观看，男妇杂沓，举国若狂，竟有一楼房租十余洋银者”。巡游从南海县署出发，到番禺县署，再经府署、学院、臬署、抚署、督署，出督署后又绕行到各司道衙门，由东向西行再次进入督署，总督瑞麟在仪门外坐看。最后，巡游队伍出大东门到演武场，然后祭祀芒神（太岁神）。
同治十二年是双春年，当年十二月十八立春，前一日也再次举办“春色抬搁”，日记也为这年第二次“春色抬搁”记了约1600字。民俗学家、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先生赐告：杜凤治笔下的“春色抬搁”，即岭南飘色，《杜凤治日记》的相关记载，是目前可见的对广东“出色”（包括地色、柜色、飘色等抬搁项目）最早的实况记录。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