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江苏常州。远嫁的安徽妻子过年回娘家就待了一天，返程时突然情绪崩溃，哭诉：“我也有乡愁 ，我也想在家多待待呀！” 此前25日，@大河报 报道远嫁女子控诉老公陪回娘家待不住引发热议。27日，据媒体报道，女子老公回应：今年过年因为情况比较特殊，4岁孩子是一个听障儿童需要戴耳蜗，说话不是特别好，爷爷奶奶有时候听不懂孩子需求，没有办法必须早回，以后一定陪她多在娘家待几天！
为什么谈远嫁就像触及父母的逆鳞？
自古以来，男娶女嫁，从夫居住，而父母们在考虑女儿婚姻时，大多偏向本地通婚，很少有愿意将女儿远嫁的。这背后的亲密情感和宠爱之意，大抵和费孝通笔下的“嫁妆”类同，都体现了传统语境下“母爱和父权的冲突和妥协”。而如果要为家庭的决策披上一层冰冷的理性外衣，让女儿远嫁就更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方面，嫁女本身能带来的回报（聘礼）一般会减少，因为在本地通婚的偏好下，远嫁的夫家在当地通婚圈中往往处于弱势。
另一方面，女儿出嫁之后能给原生家庭带来的回报也会减少。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背景下，家族与家族、村落与村落之间建立联系的最重要方式便是通婚。传统的两性婚姻既起到了传宗接代、传承香火的作用，也联结了双方的社会网络，以姻亲的方式进行互惠的联络，有时还会亲上加亲，出现“交换婚”、“表亲婚”等，来增进、延续这种互惠关系。但一旦女儿远嫁，地理距离便隔断了这种联络，这对原生家庭来说，相当于一种损失。
也正因如此，古代时女儿若远嫁，总代表着某种不济。大至国力不如人，送宗室之女千里和亲，小至家族气运衰落，不得已将女儿远嫁以求攀附。汉有昭君，唐有文成，尽管在民间多歌颂两女的功德，但文人笔下的她们却坚强又脆弱。而《红楼梦》中的“探春远嫁”，更能让人读出泪来。
传统的“远嫁”一词之所以被人们所反复咀嚼，只因那份被包办的异地姻缘无关爱情，但岂是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包办，更在于将女性紧紧枷住的父权社会。
而今的时代已进步，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提高、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大和话语权的水涨船高，让家庭的权力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但人们赋予女性的社会身份和角色期待还没有彻底发生改变，这从婚姻迁移的调查数据中可见一斑。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因婚姻嫁娶而发生迁移的共有545万人，其中女性有425万人，占了78%。相比之下，因其他原因发生迁移的人口中，性别比例均大致平衡，女性占比都在40%-60%之间。由此可见，“从夫居住”在现代社会仍是婚姻缔结后组建小家庭的基本准则，可经过“生男生女一样好，一对夫妻一个孩”的年代，家中的独生女不仅是全家人的掌上明珠，也被期待承担未来的赡养义务。而且女性在婚姻中“容易吃亏”的弱势地位，也让父母更多了一层忧虑：如果是本地人，知根知底，受欺负了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但要是找个外地的甚至外国的，要是上当受骗了怎么办？受委屈了怎么办？
这正是为什么，父母们一面展现着婚恋自由的开明，一面又难免对女儿远嫁一事心生排斥，甚至还有硬扣住户口本阻挠女儿结婚登记的，只为了能让她回心转意留在本地。相比之下，只有儿子的父母对于儿媳妇户籍的要求就宽松了许多。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大河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