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冬妩
《野草》是鲁迅作品中最难解的文本，它的不可阐释性，恰恰构成了它丰富的阐释性，具有一种难以明晰却又引人永久品味的艺术魅力。
1925年6月28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首次提出“诗歌较有永久性”的观点：“那一首诗，意气也未尝不盛，但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即容易引起反感。诗歌较有永久性，所以不甚合于做这样题目。沪案以后，周刊上常有极锋利肃杀的诗，其实是没有意思的，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这首诗有此病。我自己是不会做诗的，只是意见如此。”在五卅惨案发生后，面对那些“极锋利肃杀的诗”，鲁迅强调诗歌自身的独立性，也即诗歌是区别于杂文的。这种对“纯诗”的苛求，体现了鲁迅的现代主义诗歌观念。
谦虚自己“不会做诗”的鲁迅，恰恰在现代主义“诗美”信条的支撑下，创作了“较有永久性”的散文诗《野草》。1925年之后，鲁迅多次提及诗歌（文艺、文学）“较有永久性”的观点，最后一次是在小说《采薇》里戏拟与反讽了一下“永久性”：“你瞧，这样的诗，可是有永久性的……”
鲁迅关于“诗歌较有永久性”的观点，可能受到了厨川白村的影响。鲁迅开始写作《野草》时，正值翻译出版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在该书第三部分《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第二节《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中，厨川白村论述了艺术的“永久性”问题：“作为个性的根柢的那生命，即是遍在于全实在全宇宙的永远的大生命的洪流。所以在个性的别一半面，总该有普遍性，有共通性。”“一切的艺术底鉴赏即共鸣共感，就以这普遍性、共通性、永久性作为基础而成立的。”所谓艺术的“普遍性、共通性、永久性”，就是“在有限（finite）中见无限（infinite）”。1924年10月31日，鲁迅从厨川白村的《走向十字街头》选译论文《西班牙剧坛的将星》，该文也论述“艺术”的“永久性”：“只有披了永久地，新的永久地，有着华美的永远的生命的‘艺术’的衣服，而被表现的时候，还有很可以打动现代的人心的魅力。”鲁迅所批评的那种“沪案诗”“情随事迁，即味如嚼蜡”，换言之，是因为这类诗歌不具备艺术的“永久性”“永远性”“不朽性”。
1934年10月9日，在致萧军的信中，鲁迅说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好技术”是写出“永久性诗歌”的根本保证。形式、结构、语言和风格，应该成为阐释《野草》最可靠的证据来源，而不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野草》一直是鲁迅研究中一个特异的存在，其独有的形式和丰富诡异的内涵，创造了无边无际的读者，成为海内外学者阐释不尽的“无物之阵”。因此鲁迅作于1931年11月5日的《〈野草〉英文译本序》 ，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鲁迅自己的说明，其难解程度并不亚于诗作本身。鲁迅说他的这些散文诗“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其实这个序言本身的“措辞”，也“很含糊”，埋下了阐释学的陷阱。
从根本上说，《野草》的诗学问题也许不能直接设定为历史考证意义上的“悬案”，也无法通过历史考证本身做实为定论。《野草》所构筑的诗的世界，即使与“现实”割裂开来，即使忽略掉《〈野草〉英文译本序》，也具有值得鉴赏的审美价值，它也许永远属于未来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