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每周日推出“七杯茶”专版，特约海内外六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专栏文章。此外，还有面向广大读者征稿的“随手拍”专栏。
文章虽短小，七杯茶有韵。请诸位慢慢品——
·喧嚣之余·
宋明炜[美国韦尔斯利学院 讲席教授]
寻找佩索阿
出租车从我们住处所在的山丘一路下坡，经过曲折狭窄的巷子，终于开到海边。
沿着海滨大道从里斯本向东，十几分钟后到了Belém，这个词汇是伯利恒的当地发音，据说葡萄牙蛋挞就是在这里的一间修道院发明的。这时已经下雨，迷蒙的雨雾中看到修道院，这是达伽马埋葬之地，也是欧洲最早靠航海贸易创建的修道院，气派恢弘，几乎有伦敦西敏寺的规模。
可能是雨天，人不多，进入修道院后只觉得空旷和神圣，Cloister的部分非常古朴气派，进门处是主神Jerome画像，二楼每个石柱都有不同式样的纹样，移步换景，几乎没走几步看到的景致都不一样。一楼则埋葬着葡萄牙的一些伟大人物，我最想找的是佩索阿。
就在一楼靠近Refectory附近，看到佩索阿的墓碑。因为他曾用三个名字写作，墓碑是独特的大理石三面体，分别写着他的三个名字，以及他的三则引文。在这个角落，我们与佩索阿相遇。墙面上皆是青花瓷的壁画，这样一个圣洁的所在，沉默中涨满了诗人的灵性，抬头看着阳光射进来。
离开修道院的时候，还不太晚，走到市区，果然找到了1837年创始的Pasteis de Belém，买了四个蛋挞，只用6欧元，刚刚烤出来的，皮酥馅软，口感真是极好，这可是诞生地的蛋挞。一边吃，在雨中看着广场和海面，烟雨朦胧中看到葡萄牙悠远的岁月。
·拒绝流行·
曹林[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 教授]
怎么看AI时评？
最近《新华每日电讯》的头版位置推出AIGC评论专栏《新华“典”评》，人机合作撰写评论，而且专栏化常态化，主流媒体这一行动引发热议。首篇评论《“阴阳图纸”画出的是死亡通道》，被今日头条等平台弹窗推荐。截至目前，该专栏已刊发20余篇AIGC评论，引发业界、学界关注。
写作和研究时评的人怎么看AI时评呢？我会有被替代的焦虑吗？没有，机不教，人之过，主流媒体迈出重要的一步，突破了某种“人退机进”的二元对立心理障碍，积极主动地拥抱AI，善用AI。毋庸讳言，虽然AI应用在日常场景已经很普及，但在新闻编辑部一直有专业伦理瓶颈。评论员一直处于某种“既想-又怕-更怕”的职业纠结中：看到AI生成评论的秒成速度，既想让AI替自己写，又怕这种AI依赖中变得“思考不能自理”“写作不能自理”，更怕被读者骂——既然AI能够写评论了，那评论员还有什么用？这是在给自己的职业掘墓。
《新华“典”评》打破了这种认知障碍，两者并不是“人退机进”的二元替代关系。机器替代不了人的思想，但技术可以拓展思想边界。探索人机共创，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用优质内容凝聚共识，让主流媒体声音在智能时代更加响亮。这也是对内容生产的减负性祛魅，并不是让AI参与生产就代表放弃内容主权了。一直以来，新闻业对内容生产都是非常谨慎的，将手工劳动视为人掌握内容主权的一种象征，这是AI的禁区，“AI率查重”见证着这种主权共识。这一模式，在人机关系中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主权边界，为新闻内容生产减负。
既然AI更快，AI有了这种能力，为什么有些创作任务不能交给它呢？
·昙花的话·
尤今[新加坡作家]
孟加拉的蒸鱼
孟加拉有句谚语：“Maachh-e Bhaat-e Bangali”，意即“孟加拉人离不开鱼和米饭”。
孟加拉河网纵横，鱼类资源极为丰富。当地人常自豪地说：“我们境内有七百多条河流呢，想吃什么鱼都有！”
在度假村的餐馆里，菜单上以鱼为食材的菜肴琳琅满目，孟加拉人嗜辣，每一道鱼都带辛辣之味。我依自己口味要求厨师做一道“清蒸红鲷鱼”，他面露难色。我坚持道：“你只需把鱼蒸熟，不放任何香料和辣酱就行了呀！”
蒸鱼端上桌时，我瞬间愣住了：细嫩的鱼皮被剥得干干净净，露出一片惨白的鱼肉；没有佐料，没有配菜，更没有酱汁，干巴巴地躺在盘中，仿佛只是用热水草草烫熟。
其实，厨师并没有错，错的是我。遇到像我这样坚持自己口味的客人，他仿佛被捆住了手脚一样，再精湛的厨艺也无从施展。
事实上，孟加拉的传统名菜Bhapa Maach，正是一道风味独特的蒸鱼。做法颇为讲究：将芥末籽研磨成粉，拌入青辣椒、姜末、盐与芥末油，调成辛辣浓郁的酱糊，再均匀涂抹在罗非鱼或鲤鱼上蒸制。蒸好的鱼，香气扑鼻，口感嫩滑。
入乡随俗，味蕾才能百花齐放。
·梅川随笔·
陈子善[上海文史研究馆 馆员]
文学大家的手稿
而今早已是电脑写作时代，作家创作仍用传统方式，即用钢笔、毛笔（水笔）书写的，已是凤毛麟角。当代作家中，我只知王安忆还坚持传统写作方式。当然，她写完，还得由家人输入电脑。
日前在西泠印社2026春拍巡展上见到两份新文学名家手稿，可用“惊艳”两字形容。其一是郁达夫1927年创作的中篇《迷羊》的钢笔手稿。《迷羊》总共十四章，现存的这份手稿只有第一章的大半和完整的第二章，才26页，对折装订成册。因此，严格意义讲，这只是一份残稿。这是郁达夫存世小说手稿的第二次面世。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怎么创作《迷羊》，从初稿到定稿，具体如何增删，一目了然。把这份手稿与《迷羊》初版本比对，只有三处个别文字略有改动，可见这是《迷羊》的发排稿，其研究价值自不待言。
其二是茅盾1962年创作的《＜花的草原＞一一读书杂记之四》完整手稿。全稿毛笔正楷书写，共三十页，一气呵成，首尾完好。修改处除了小心地用墨涂去，还有大段剪贴。《花的草原》是内蒙古青年作家玛拉沁夫的短篇小说集，茅盾这篇点评充分肯定玛拉沁夫的短篇“行文流利，诗意盎然”，褒贬有据，关心有加。而全篇书写一丝不苟，堪称茅盾书法手稿中的精品。
茅盾和郁达夫是同龄人，今年是他俩诞辰130周年。这两份珍贵手稿的重见天日，不能不令我们惊喜，也是对这两位新文学大家最好的纪念。
·夕花朝拾·
杨早[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研究员]
洋夫人上京城
1881年，光绪七年，一位英国妇女，伊莎贝拉·韦廉臣（Isabella Williamson）。她跟着自己的丈夫，从烟台（旧称芝罘）上北京，一路卖书。
这趟长达700英里（1126.5公里）的旅途并不轻松。韦廉臣说：“真是条老路！几乎比书里记载的历史还久远。历经百余代人的脚步践踏，这些驿路却历久弥新，沿途的美景更是叫人目不暇接。若是对当地语言和生活习惯有所了解，驿路就像一本厚厚的古籍，记载着过往的时光，又谱写现今生活的点滴。于我们而言，中国这块深藏不露的土地将从时间的汪洋中崭露头角。”
她记录下沿途的所见所闻：“途中所需的补给品可以就地购买。我们带了几磅食糖、约一磅的茶叶、四罐炼乳、一小袋海盐饼干、三瓶竹芋粉、几件瓷质餐具和一个小药箱。衣服装在软袋里，可以充当枕头。另一个梳妆袋也这么用。再加上每人一床被子，行囊就备齐了。……此外，需要运送的书籍堆积如山，毕竟传道、卖书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些书也堆在一处，准备就绪。”
其次是怎么走：“对于长途出行来说，骑骡子是惯例。它们耐力极强、脚步稳健。骡夫们很讲信用，黎明时分就把骡子牵来我们的院子。仅运送书籍和行李就需要六头骡子。我们挨个检查，确保它们身体强健。其中一头骡子背上有个大大的木驮鞍，另一头则背着一双大驮篮。……我们在坐轿上绑了块硫化橡胶布。它可谓是旅行必备品，既能防晒又能避雨。每天晚上，我们都把它摊在睡铺上防潮。有它应对途中各种情况，也能叫人宽心。”
真复杂啊！请诸位发挥你们的想象力，这是个怎样的交通工具？
·不知不觉·
钟红明[上海《收获》杂志执行主编]
“再地方化”
前几天，读到一篇论述日译本《繁花》的论文，想起当年金宇澄创作《繁花》的时候，对进入文本的上海话、苏白、苏北话等写法是做了改良的，叙事带有说书人特质，上海人用上海话读，不懂上海话的用普通话阅读，可以达到一种“双语状态”，这为文学注入了新的语言经验。
日本翻译家浦元里花也采用“双重翻译”的方式去翻译《繁花》，用译者的母语关西方言对译上海话，浦元里花说：“关西话本身比标准日语更加富有起伏，有点像歌曲的旋律，听起来也更让人觉得亲切有趣。”——使其在异域土壤中“再地方化”，焕发新生。
这让我想起2001年，作家杨争光原刊《收获》的中篇《老旦是一棵树》，被翻译成塞尔维亚语后，又被塞尔维亚导演改编为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棵树》（四国合拍，曾获金狮奖提名）。结尾主角枯立在仇家门前，像一棵树一样站在粪堆里，这种标志性意象被原样保留……
类似的情形很多，也许可以说明的不同地域的文学中，对复杂人性的思考与呈现，其实有共通性。
·随手拍·
和谐相处 图/文 廖祖平
7月5日，在四川省乐山市攀登峨眉山途中，与峨眉山猴相遇。萌萌的猴子见游客为自己拍照，不但不惊慌，还老成地摆出个姿势，仿佛说：嗨，把我拍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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