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位因为交通事故而瘫痪的老妇，被遗弃在肇事者家中，两个垂暮之人的生活会走向何方？作家子禾在新出版的小说《猴命》中给出了他的回答。
作为一名80后作家，子禾出生于甘肃庆阳农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硕士班，现居广州。2019年始，他从诗歌写作转向叙事文学创作，从诗歌到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再到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与长篇小说《猴命》，他始终以深切的现实关怀，书写城乡缝隙中普通人的精神处境。
近日，子禾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
羊城晚报：您最初是如何构思这个故事的？
子禾：《猴命》源于我看到的一则社会新闻：一个老人骑电动车撞伤了一个老太太，双方家庭就赔偿责任产生了纠纷。老太太的家人为了逼迫老头负责，将老太太送到了老头家门口。后来，经过街道和村镇的调解，这家人又把老太太接了回去。看到这则新闻时，我想如果老太太真的被留在了老头家里，这两个老人将如何面对彼此？他们本就身体衰弱，丧失了劳动力，如果再增添一份沉甸甸的照料重担，他们的生活会走向何处？
当然，单单一则新闻，肯定无法推动一部小说的写作。在这本书的题词中，我写下了“献给我的父辈”，这七个字是贯穿创作始终的情感动力。我出生在甘肃东部的农村，我所熟知的父辈、祖父辈，甚至包括我们这一代，许多人的生活状态与小说主人公甘改善极为相似——恪守责任，视道德评价为最高准则，有着超常的忍耐力，平时多是少言寡语，而在家庭生活中又常常表现得颇为粗暴。他们一辈子勤勤恳恳，可到了年老时回首往事，却往往显得一事无成，显得无能，又可怜又可悲。我想写下他们的生活，剥开这种生活浮皮潦草的表层，看看这种生活的实质，看看这种生活如何影响他们。
羊城晚报：有句话叫“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子禾：新闻追求客观，关注外在现象与真实发生的事件；而文学的根本是真实，但这种真实是多层次的，所以为了抵达多重真实，它必须穿透新闻所能提供的现象和事件真实，抵达更深层的、更复杂的真实。文学追求的多层次真实，关注人物的内心感受、记忆，最终抵达情感、心灵与文化深处，如果说新闻是地表的泉水，好的文学则需要循着这地表水勘探它的地下水源。
在写作上我进行了一些看似现实主义但又超越现实主义的探索。传统的中国现实主义小说在描写农民时，大多采用外视角，像在高处架设一台摄像机，远远地记录着人物，他们去了哪里、做了什么，但很少有人去深入、细腻地刻画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在《猴命》这本书中，我在甘改善身上投入了大量笔墨，去描写他较为细腻的感觉与思量。有人批评说，一个农民会有如此细腻的思考吗？这样的批评自有其道理，毕竟在以往的作品中，以往人们关于农民（底层人）的认知中，都认为农民缺少内心活动，更缺少心理活动和思想。但我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内心感受就一定远远大于他所能表现出来的部分。所以说长久以来，这样外视角的文学可能恰好对底层人的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遮蔽，似乎他们本就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但事实未必如此。小说，恰恰可以通过虚构的方法，去探索这个可能被遮蔽的领域，将他们“无声的想法”适度地呈现出来。
是否触及真实比流派归属更重要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老猴”作为全书的核心意象？
子禾：“老猴”这个说法并不是杜撰的，它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大人常说“再不听话就让老猴抓走”。小说中，甘改善的记忆里也有类似的一幕：母亲让他给卧病在床的老祖母送饭，语带嫌弃地说：“端给那老猴。”那时他才意识到，老猴不只存在于遥远的恐惧中，它就躺在自家炕上，虚弱得连一碗饭都端不动。于是，老猴在甘改善的脑海中分裂为两个意象：一个是能抓走小孩的神秘又凶恶有力的怪物，一个是被家人嫌弃的病弱无助的将死之人。这种分裂一直埋在他心里，直到晚年，当他面对陈秀兰事件感到无奈又恐惧时，童年的老猴再次回来了——他于是明白，老猴并不会抓走谁，但会跳到他肩上，成为他的命运。老猴不是一个实体，不用爪子和力气抓人，它用人们称之为命运的东西抓人。
人在衰老过程中，会经历生命的异化。那些附加在人身上的价值，劳动能力、家庭角色、社会尊严、爱与希望，都会随着衰老逐一剥落。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丧失时，他便从人异化为“非人”。这个“非人”，就是老猴，它昭示着生命的残酷真相。
羊城晚报：《猴命》应该不属于现实主义写作？
子禾：20世纪以来，文学潮流繁多，人们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写作称为 “批判现实主义”，将马尔克斯的写作称为 “魔幻现实主义”。可如果我们问过马尔克斯，他是否会认为自己的写作是 “魔幻现实主义”？他只是如实地描写了他观察到的南美历史，他可能并不关心他的作品归属于何种主义。无论是批判现实主义还是魔幻现实主义，我想，小说的最终追求都是那个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真实，既表现人与现实关系的真实，也表现可见可触的物质世界之外的那一层真实。
今天的作家们大概已不再纠结于形式与主义的选择，他们重视的是能否抵达更多、更深的真实，只要能抵达，任何形式都可以为其所用。所以很难说《猴命》到底是不是现实主义。它关心现实问题，关心农村空巢老人的问题，关心人的衰老、责任和道德问题，这些都是现实问题，而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白描。一部作品的流派归属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触及真实，并以自己的方式抵达了现实。
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开始写作的？
子禾：我中学时就喜欢写作，大学读中文系，在校期间发表了有限的几首诗。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从事了十多年图书编辑工作，始终未放弃写作，但也自娱自乐，不求发表。2019年去人大读书才真的把写作当回事，慢慢开始发作品。这几年来，发表不算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异乡人：我在北京那十年》、中短篇小说集《野蜂飞舞》和长篇小说《猴命》。
羊城晚报：为什么从非虚构写作转向小说写作？
子禾：一方面，我认为非虚构写作极其困难，写完《异乡人》就已经耗尽了我30岁之前的经验。如果再写，需大量采访、长期积累，而我缺乏那样的行动力。另一方面，我认为诗歌像一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虽然它不一定能大面积推广使用，但它代表着文学的前沿，那些最好的作品往往源于诗歌。但如果作家想要征战世界，小说就像坦克，它能够泥沙俱下，将生活中的各种元素囊括进来，这是我写小说的初衷。
羊城晚报：毕业于人大作家班，导师是著名作家阎连科，您的写作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子禾：我想我和阎老师是不同类型的作家，所以我受阎老师影响，主要不在作品层面。我敬重阎老师的文学精神。从他近十来年的创作中，我看到一种持续的、孤独的、勇敢的文学探索。“勇敢”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被用滥，大家不觉得它是了不起的品格。但放在文学中，放在具有开拓性的创造事业上，勇敢是极难达到的。
阎老师对我的影响一方面是正向的，他的文学追求和人格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是反向的，即我清楚我们之间的不同：他的小说属于宏观层面的社会历史叙事，所以多重视故事结构，冲突强烈，人物也多有英雄气质；但我的生命资源和生活资源都不足以支撑我写英雄，我只能写日常生活中那些最普通不过的人，他们生活庸常无趣，无缘于大开大合的故事情节，他们只是在琐碎的生活中尽力挣扎，在能维持总体平衡的状态中做出一点点微小的抗争和追求，绽放出一点人性中尚未磨灭的光点。
羊城晚报：在小说创作上，您有没有自己的榜样？
子禾：在小说创作上，这几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作家有三位：南非作家库切，我喜欢他那种锐利的道德审视眼光；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我着迷于他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深邃、庄严又务实的理解；智利作家波拉尼奥，他的小说有一种非常迷人的东西，一种泥沙俱下的流浪气质和包容性。
羊城晚报：接下来是否有写作计划？
子禾：我从未对自己的写作有整体规划，我的想法是一部一部写下去，尽量把每一部作品写好，让它们无愧于我的生命与努力。《猴命》是我的第三本书，这本书中所写的环境相对封闭，下一部小说我想写得更开阔、更流动，也更具有当代性——具体来说，当下几乎所有人都在被短视频和算法裹挟，我想试着写信息茧房下当代人的处境。
【锐评】
谢有顺：遇见卑微、沉默的人
衰老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命运，而子禾选择关注农村留守老人这一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不仅被忽视，连内心世界也无人问津。小说中的甘改善、陈秀兰等老人，普遍被嫌弃，连子女都嫌弃他们。大多数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话少。个别唠叨的，那其实是另一种层面——因为说的是废话，没人听，本质上也是一种无声。当他们发现没有有效的对话者，便不再开口。子禾要为这些无声者发声——他们也曾年轻、呼喊，拥有响亮的人生。如果无人关心，他们将永远沉默。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极端简化的世界里。如果我们相信这就是真实，那看到的就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图景，由此规划人生、做出抉择，必然也是偏颇的。文学要为无声者发声，让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被照亮，让无力者站立——找回被删除的声音，呈现被遮蔽的生活。只有见识更完整的人生、听到更丰富的声音，选择与判断才有意义。
文学的传统，是发现小声音，遇见卑微、沉默的人，反抗洪亮声音对微小声音的压抑。今天仍有写作者坚持书写微小人群，我深深敬佩那些到角落、到黑暗中去发现、表达、感受的人。《猴命》中的老年人，日常里透出的良善与光辉，作家并未将其升华为英雄主义，而是写出了人性本来之物，只通过契机让它焕发。这是最触动我的地方。
申霞艳：学习如何面对衰老
子禾的《猴命》让我第一次清晰地看到，七八十岁的乡村男性被抛到社会边缘，在种种权利被剥夺后，只剩赤裸裸的生存状态。60岁后，我们如何承受疾病、被抛弃、遭冷眼？这本书重新提醒我们去看见人生中被遮蔽的大半部分——那些被切割出主流视野的生命经验。
书中一个细节深深打动我：两个孙女由爷爷带大，从兰州回乡的爸爸问小女孩有什么梦想，小女孩说喜欢放羊，立刻被姐姐嘲笑——一个跟着爷爷放羊长大的女孩，不能爱上放羊。这个被禁止的“事业”，让我想起自己童年跟爷爷放牛，我也爱那头牛，觉得它身上有爷爷的仁慈。那女孩一定也从衰老的羊群身上看到了爷爷的影子。但她的理想被城市归来的家人嘲笑，只好改口“或者跳舞”。代际隔阂与价值观碾压，在这一幕里暴露无遗。
主流媒体永远聚焦年轻光鲜的面孔，“抗衰”在今天成了最赚钱的事业。但我们每刻都在衰老，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成为祖父、祖母，终将与世界告别，却刻意回避衰老。书里写到挤羊奶、摘杏子、打麦子的熟悉农村场景，更写出老人们无言之下的深沉力量。我们不仅要在生活里习得衰老，更要在小说中提前学习衰老——学习如何面对它，是生命最珍贵的一课，因为衰老就在祖辈、父辈和我们身上，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文 | 记者 熊安娜
图 | 由受访者提供
统筹 | 吴小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