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凤莲
节日的源头，多可上溯至文明的童年时代。中国传统节日源远流长，部分节日源自上古时期的自然崇拜和岁时祭祀，例如春节源自上古岁首的祈年祭祀，中秋则与祭月传统相连。祖先在与天地时空的对话中，以质朴无邪的原始心态，为我们留下了纯真的欢乐；而当科学、理性、思辨逐渐占据文化的主导权之后，人类社会虽仍在产生新的纪念日，却较少再诞生那种人神同欢的重大节日了。
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并称中华民族四大传统节日，影响深远。观察一个文化圈的形成，大致可从两个重要维度入手：一是文字，传播的是哲学等形而上的思想意识；二是节日，传播的是美学化了的生活方式。前者诉诸头脑，后者诉诸日子。处于东亚文化圈的越南、日本、韩国等国，不仅文字的形成受到中华文化影响，节日体系也带着中华岁时文化的印记。
中华民族的节庆文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目前，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与节日岁时相关的代表性项目主要有四项：端午节（2009年）、二十四节气（2016年，含清明）、“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2024年12月），以及2009年先列入急需保护名录、2024年转入代表作名录的羌年。这些名字，中国人从小念到大，却未必细想过：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日子，而不是别的日子？
天时有序
传统节日从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孕育而生，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积累。“天时”指传统节日所反映的中国人顺天应时的生活方式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周易》有云：“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延续至今，中国传统节日已经形成体系，四季轮转、寒暑冷暖都有对应的节日，也是天道运行规律投射于人间生活的产物。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把时间界定为运动依前后而计的数目；中国人对于时日，则另有“阴阳”与“吉凶”的独特理解。在节日形成初期，阴阳调和是重要依据之一：不少节日分布在一、三、五、七、九单数月中，而且月日重合，如正月初一（春节）、三月初三（上巳）、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七夕）、九月初九（重阳）等，当然也有中秋八月十五这样的例外。传统社会的时日因而带有主观的品质：日子有“吉”有“凶”，时间有“宜”有“忌”，行事须择“吉日吉时”。西人计时，国人择日——同一段天文，两副心肠。
至于“地利”，天平则明显偏向北方。若从主流岁时体系的形成看，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尤为深刻。例如二月二“龙抬头”，就是敬龙祈雨习俗的演化，元代起明确为“龙抬头”节，正是北方旱作农业仰赖降雨的产物。当然，长江流域对于中华节庆同样有贡献：据闻一多考证，端午最初是古代吴越民族祭祀龙图腾的节日，龙舟竞渡是为娱神，粽子投江原为献祭龙神而非祭奠屈原；东汉以后，端午才逐步扩散到中原。
“人和”则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和谐。文化和旅游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的申报文件这样描述春节：“过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认同感和延续性……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念。”
“天时”“地利”“人和”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年到头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伦理建设的节日体系：春节迎新，清明祭祖，端午辟邪，七夕乞巧，中秋团圆，重阳敬老。
岁时有情
节日排定了日子，诗人则替这些日子留下了表情。春节古称元日、元旦，除夕古称岁除、除夜。王安石《元日》是最经典的新年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通过诗歌，我们可以发现有些过年的习惯延续至今，例如“守岁”：唐太宗李世民《守岁》有“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之句；苏轼的除夕名篇也叫《守岁》，写“儿童强不睡，相守夜欢哗”——千年前守岁的儿童，与今天并无二致。
中国传统节日自成体系，不仅贯穿四时，也构成一部层次丰厚的情感谱系：正月的欢乐之外，还有清明的追思、中秋的离合、重阳的怀远。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中秋月圆之夜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王维则为重阳留下“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千古感慨。
传统节日都带有东方式情感的含蓄内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祖先情感不热烈、不真挚——在中国传统节日序列中，爱情有着稳固的地位。七夕本义是女子向织女乞求心灵手巧；牛郎织女的故事则赋予其忠贞爱情的想象，它也因此在当代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从元日的爆竹到七夕的银河，中国人把一年的悲欢都安放在此。
流变有常
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节庆不是凝固不变的。广州天河珠村的乞巧习俗，便是传统节日当代转化的一个例子。2011年，天河乞巧习俗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昔日以女性乞巧、祈愿为核心的民间节俗，如今逐渐走出家庭和村落，进入社区、展馆及公共文化空间。
而在所有传统节日中，唯有春节的氛围，被凝练成一个专有的名词——“年味”。“年味”指认了一种复合的感知：它是感官的，红灯笼与春联的颜色、爆竹的声响、年夜饭的气味；是仪式的，办年货、贴春联、守岁、拜年，一整套非做不可的动作；也是伦理的，一年之中唯有此时，团圆才成为不需要理由的理由。三者叠加，方才成“味”。
至于“年味淡了”，这并非今人的新愁。绍兴十七年除夕，避地江左的孟元老追忆汴京，写成《东京梦华录》，自序里有八个字，写尽了当年的岁时风物和年味——“节物风流，人情和美”；紧随其后的四个字，写尽了失去它的心情——“但成怅恨”。他身逢的是家国之变，今人遇到的是生活之变——生活富裕了，过年的“特殊感”降低；城市禁放烟花，“仪式感”随之削弱；家庭结构变化，大家族散去，亲友的“互动感”下降。而九百年间，中国人一边叹着年味淡了，一边年年把年过了下去，又过出“新花样”“新气息”。
节日在时间轴上延续会变，在空间轴上扩散同样会变。文化传播总要面对与地方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节日虽在东亚文化圈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力，但与异国的文化主体相结合时，难免发生变异，形成差异。
端午的起源众说纷纭。除了前述吴越的龙图腾祭，另一条主线是阴阳理论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这一路的端午成型于战国，最初只叫五月五日，或称重五；西晋周处《风土记》始定名为“端午”，并释“端”为“初”。古人以为五月初五阳气至盛，盛极而衰，阴气卷土重来，阴阳相争而邪气横生，故五月为“恶月”，五日为“恶日”，端午的第一要务便是辟邪：兰草菖蒲、五色丝、雄黄酒、抛香袋于河，无一不是为此；即便划龙舟，最初的宗旨也是送走瘟神。
2005年，韩国“江陵端午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内一时哗然，以为端午被“抢注”。中山大学叶春生教授等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祭祀山神、跳假面舞的“端午祭”，与吃粽子、赛龙舟的中国端午完全不是一回事。2009年，“中国端午节”亦被列入代表作名录——一国申遗成功，本不妨碍他国就同一渊源的不同变体另行申报。
日本的端午亦由隋唐传入，“药猎”“献菖蒲”与中国的驱邪性质相似，后与武家文化结合，菖蒲因与“尚武”同音而别获新解。1948年，日本将5月5日定为“儿童节”，赛龙舟基本淡出（仅长崎、冲绳因华人传入尚存），鲤鱼旗则留存下来。
《周礼·考工记》有言：“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节日亦然：同一个五月初五，中国用以辟邪，韩国用以祭山神，日本用以挂起鲤鱼旗。地气不同，节物遂殊。
地气有殊
有变化才有生长，也正因为变化，中国传统节日的大家庭欣欣向荣。北传东亚是如此，南下岭表亦然。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传统节日，随着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潮进入岭南，与岭南文化融合，生发出新的、属于岭南的传统节日分支。岭南对于中华节庆文化的继承创新，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补充。中国岁时节庆深受本土宗教——道教的影响，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则主要在腊八、中元等节日上留下印记。广府民间尤重三月三北帝诞（道教），今日佛山祖庙庙会（三月三北帝诞）已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烧大爆、北帝巡游依旧热闹；广州荔湾的仁威庙，同日也有北帝巡游。
道教虽有完善的神灵体系，但其发源地中原离海较远；岭南因为靠海，另行创造了丰富的航运保护神体系——官方的南海神，民间的妈祖、龙母等。广府有“正月生菜会，五月龙母诞”的谚语。龙母信仰主要流行于西江流域，庙宇有300余座，其中以德庆悦城龙母祖庙最为著名。
二是丰富。岭南文化的平民化特色，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节日体系。特别是正月，从粤东到粤西，从冬至一直排到元宵。首先是正月前的预热——“冬至大过年”；然后是广州人最特别的过年方式——行花市；还有广东人尤为重视的习俗“人日”，农历正月初七，传为女娲造人之日，老广说“过完人日，年才算过完”；从正月初二至二月底，粤西茂名等地各村均有不同日期的“年例”；粤东潮汕自正月起有“营老爷”，神像巡游、锣鼓标旗；正月十六，佛山人手持风车与生菜“行通济”，口中念着“行通济，冇闭翳”。
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偏偏是这些日子？答案或许很朴素——因为中国人需要它们。如果没有节日，千百年来，中国人或许不会在生活的困厄与流年的坎坷中，依旧怀揣希望，活出从容与淡定。中华文化的坚韧兼容、乐天知命，给了我们的节日体系以厚重的底蕴，也使它成为承托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精神支撑。千古一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者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技二级）、一级作家，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