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莉雯
传记文学作家林贤治长期坚持对鲁迅的研究和写作，出版了包括《人间鲁迅》在内的多部相关传记作品，最近他推出新作《巴金：激流一百年》，引起关注。
今年正值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林贤治日前接受专访，谈到多年来以鲁迅为中心的写作历程、个人思考，以及作家传记的写作要领、现代作家的价值重估等话题，对当下作家写作有启发意义——
为什么一直写鲁迅？
曾莉雯：1986年您出版了第一部传记——《人间鲁迅》，距今刚好40年，当年什么原因促使您有此写作？
林贤治：当时我的户口不在广州，有朝不保夕的焦虑感。在“文革”后期，鲁迅可以说在精神上拯救过我，所以当我面临困境时，便想通过阅读鲁迅和书写鲁迅来安慰自己。
谈到《人间鲁迅》的出版，得感谢两位老作家——岑桑和李士非先生。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岑桑得知我写鲁迅传，亲自向我组稿。第一部将完成时，花城出版社总编辑李士非在全社选题会上透露了这个消息，提出由花城社出版。会间《随笔》主编黄伟经说唐弢也在写鲁迅传，李士非当即回话，公开说我写的鲁迅肯定要超过唐弢。唐弢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啊！其实，当时李士非根本不曾看过我的书稿。当某编辑室主任为此提出质疑时，他说岑桑同样没看过书稿，同样相信我能写好。那时，我寂寂无名，能得到两位前辈的信任和支持，确实很感温暖，也增加了精神上的压力，深感写不好对不起他们。这些老编辑重视小人物的精神，是我亲身感受到的。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在现在的出版界已经式微了！
曾莉雯：《人间鲁迅》从1984年开始动笔，第一部在1986年就成书出版了。短短两年间您要处理有关鲁迅的大量资料，工作量难以想象。《人间鲁迅》可以说是鲁迅传记中体量最大的一部，您当初是怎么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林贤治：最初，我只想写一本薄薄的鲁迅传记，像罗曼·罗兰写的《贝多芬传》一样，藉以激励和支持自己。但当看了业已出版包括港台在内的十一二本“鲁迅传”，觉得不满意，缺陷太多。其实现代文学史上有很多“公案”，跟鲁迅直接有关的便很不少，例如《新青年》内部的意见分歧，鲁迅和郭沫若等在1928年的论争，鲁迅就《译文》事件与邹韬奋、茅盾等人的矛盾，鲁迅和左联的关系，鲁迅和周扬之间的恩怨纠葛，许多问题没有讲清楚，甚至刻意回避或设法掩盖，我觉得把所有这些纠正过来是一种责任，所以决定写大的，并且把重点、把更多的篇幅留给鲁迅的晚年。
鲁迅晚年的处境更复杂，而思想也更成熟，炉火炖青。我自认为在书中厘清鲁迅与左翼作家关系（包括茅盾、周扬等），并将所谓“两个口号”论争的实质性分歧说清楚，指出“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在鲁迅那里的微妙区别等方面，若不是最早，也应当是比较早的。总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人间鲁迅》总体上还是有一些新的发现。
曾莉雯：您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可在鲁迅身上就是找不到任何缺点，现在还坚持这样的看法吗？
林贤治：我至今认为，鲁迅被指为“褊狭”“多疑”“好斗”“不宽容”等，其实所有这些都谈不上缺点，因为抽离了前提条件谈这些，很容易误人子弟。如何评价鲁迅？要看大的方面，要结合大的方面，要完整地体现他固有的思想人格。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经总结过他的几个特点，第一点就是“仁”，说他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有悲悯心、同情心的人。看看他的小说《明天》《祝福》可以知道。那么，为什么要指责他“好斗”呢？他跟谁斗？他到底对谁、对何种势力不宽容？在鲁迅那里，爱恨情仇，界限是极其清楚的。
曾莉雯：这些年来您陆续出版了《鲁迅的最后10年》《反抗者鲁迅》等作品，几乎使用相同的材料，如何避开“炒冷饭”之嫌？
林贤治：为什么一直写鲁迅？其中有故事，有论说，也有随感。《反抗者鲁迅》是鲁迅的一本小传，原是一位书商邀我写的，结果写完后他竟不知去向，我白拿了他的稿费，想起来很歉疚。不过《人间鲁迅》80万字，一般读者不易阅读，《反抗者鲁迅》就算是它的缩写版吧。《鲁迅的最后10年》严格来说不算传记，是评传，评大于传。有人评价我这本书，完全跳出了鲁迅，是“思想评论”，我很同意这个看法。
为什么对巴金有微词？
曾莉雯：您用了两年就写出了鲁迅传的第一部，但新出版的《巴金：激流一百年》似乎酝酿了许多年，为什么？
林贤治：写《巴金：激流一百年》，首先是因为巴金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价值——他活了100多岁，跨过了两个世纪，他的生存环境，同时代人的命运，可以因他的一生而呈现出来。我对于历史一直是抱有兴趣的。但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包括个人历史，认真检讨起来，确实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在这里，史料是第一重要的。我希望借由旧的和新的史料，重现巴金的时代，他与他同时代人的真实面貌。当然，这里也还有一点小小的“报复”心理。因为早前我说了一些批评巴金的话，包括对他的《随想录》，其实是不满于有人把它吹捧过甚。这个说法招来一些名流的批评。我当时没有回应，也觉得没必要回应。这些年找资料写成这部巴金传记，算是时隔多年的一个答复。我对巴金从来是敬重的，不会漫画化，不会“酷评”。《巴金：激流一百年》可以为我的这个说法作证。其中对《随想录》的分析与评价，自认为足以回敬那些认为我如何亵渎神圣的诳话。
曾莉雯：您对鲁迅的尊重近乎崇拜，为什么对巴金却颇有微词？
林贤治：我并非存心拔高一个人，或贬低一个人。倘若一个人被“神化”，比如鲁迅被高举入云，就应该回到人间；后来又把他“妖魔化”，同样地也应当还其作为人的本来面目。事实上，鲁迅就在那里，任何历史人物都在其固有的位置上，巴金也一样。传记作家或历史学家的使命只在于忠实地告诉人们这一切，就事实而言，尽可能做到不增加也不减省。
巴金在人格和思想观念，乃至感情方面，有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伟大的人物也都如此，并非通体光明。鲁迅也有矛盾，在现代人物中可能是矛盾最多、最复杂的一位。其中，有些是靠他严格的自我批判来解决的。巴金的缺陷也是固有的，我以传记的形式表现，并非有意破坏名人的形象，而是回到真实的他那里去。他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到像他忏悔说的“奴隶主义者”，人生走了一个“之”字。这里的悲剧，有时代的原因，家庭的原因，当然个人的因素是主要的，不必讳言巴金的弱点。而指出其中的弱点，谈不上打破什么“滤镜”。历史并非完全的非黑即白，黑白分明，也有灰色地带，有幽暗难明之处。重现历史，要做到准确无误很难，但是至少要尽可能靠近。
曾莉雯：就您已出版的作品来看，从鲁迅到萧红到巴金，似乎倾向于选择主流的左翼作家群体？
林贤治：除了萧红，其他人物都是经由我严格选择的。萧红传记是为她“打抱不平”写的，而写鲁迅，巴金，包括王实味，都经过我仔细的考量，这三个人物贯穿起来，就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的精神史、命运史，倒过来也可以充分地体现不同时代的政治史和文化史。
曾莉雯：如果说，“‘五四’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新文化传统断裂了，而人格是需要继承的”，那么，传记写作是否可以起到“人格教育”的作用？
林贤治：也可以这么理解。谈到传记的“人格教育”问题，严格地说，许多传记是失实的，不负责任的。许多人在立意写传的时候，就是从名人的角度出发，或者从个人利益出发，一味地歌功颂德。写传可以有立场，有倾向，有不同角度，但是，是非善恶，一点也不能含糊。所谓“人格教育”，不是说一定要“树立”一个“正面形象”才有意义，反面的、否定性的形象同样有意义，可以起到警醒的作用。传记写人，不能因个人的喜恶随意定性，写出真实，才会有说服力，对读者有所启发。
还有哪些作家的价值需要重新估定？
曾莉雯：您认为何为优秀的传记？
林贤治：一是得写好人，写好传主，要真实传神；二要有广度，要延伸到传记的人际关系、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环境等，有更广的涵盖面，甚至可以延至远古、国外；三要有思想深度，对社会人生有穿透力；最后，形式写法也很重要，要有文采，有艺术性。
曾莉雯：写好一部作家传记的关键是什么？
林贤治：第一要回到历史，写传记意味着你要接触到大量史料，要在史料中对当时的历史环境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写王实味时，除了阅读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苏共党史和共产国际历史、整风文献、马列研究院的院史、延安老人的回忆录等等之外，还买了很多份延安的地图、摄影集，特地到延安，到山西兴县，想尽办法回到历史，努力获得一种历史感；第二，我始终服膺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历史感，其实也就是现实感。
曾莉雯：能不能给自己的创作做一个界定：学者型、作家型，或介乎两者之间？
林贤治：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学者型的作家，学者的身份是别人给的。我觉得最好的定位是“自由写作者”。写出来是第一位的，至于能否发表或出版，永远是第二位的。当然，可能的话，还是争取现在出版。
曾莉雯：您把鲁迅塑造成了“战士”，在生活中，您也是以“战士”的人格来鞭策自己吗？
林贤治：我承认，我有明确的目的性、方向性，有理想的目标，梦想的高度，但是，我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不是你说的“思想者”，不是“战士”。我只是一个还算正常的写作者、编书匠而已。自然，我会在书中努力放进唯我个人才有的东西。
曾莉雯：您觉得现代文学史上还有哪些作家的价值需要重新估定？
林贤治：我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师陀的价值被低估了。师陀的成就不在沈从文之下；此外，还有萧红的价值。有的被吹捧太高了，夏志清的书一来，张爱玲的地位大变——她有天分，文字也很好，对人性的认识和刻画有深刻的一面，但气局确实不大；钱锺书的《围城》也被捧得太高，居然有人在那里面寻找“存在主义”。我在一部书里，说到判断文学作品优劣层级的三个标准，依次是：自由感、文学性、悲剧性。至今，我仍然坚持这个看待作家和作品的标准。没有自由感，没有痛感，文学便没有了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