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杜沂鲜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考试结束，请考生立即停笔。”收卷广播响起，期盼的那一刻终于到来——黄子涵的高考，结束了。
“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但是老师，我一定要走到普通高考的考场上，不然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这是视障考生黄子涵在高一选科时对班主任赖泽薇说的一句话。三年后，他做到了。
“我为什么不能承受？”
初中转入广州市启明学校后，黄子涵发现，身边大部分视障同学选择参加残疾人单考单招联合考试，毕业后从事按摩推拿、音乐表演等职业。但黄子涵却向往更加广阔的天空。
“我要参加普通高考。”他的决定令所有人震惊。
“普通高考的压力不是你能承受的。”“为什么不能承受？除了视力，我差在哪里？”黄子涵感到困惑。
“黄子涵的视力本就有缺陷，长时间刷题做题，眼睛能否承受？会不会在高考前失明？”基于这层考量，父母和老师起初并不支持黄子涵的决定。
“可是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的、看到我们的能力，就是能和普通孩子做一样的事情。”少年执拗的心声，最终打动了家人和老师。
“他有自己的坚守，我们需要做的是支持他、帮助他。高考这条路已经很难了，如果我们作为他最亲近的人还不理解他，他会有多难受？”赖泽薇回忆道。
抱着满心的担忧，大家陪着他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备考之路。
弥补缺陷与时间赛跑
由于视力问题，黄子涵所见的景物永远叠着重影，如同打上一层马赛克。不靠辅助设备，裸眼连一行短句都辨识不了。求学路上，一台调至数十倍放大的便携助视器，成了他寸步不离的“第二双眼睛”。
看清了，但看不全了。
市面上鲜有适配视障学子的教材。物理受力图、化学工艺流程图、生物遗传图谱，难以在小小的助视器屏幕上完整铺开。一张图表，黄子涵要反复挪动十几次仪器，分段阅览，才能在脑中拼凑完整内容。碰到篇幅长的现代文阅读，黄子涵得握着助视器逐行平移，一点点筛拣散落在文中的答题线索。
除此之外，黄子涵的“第二双眼睛”也并不总是听话。在做题时，助视器有时会无法聚焦，画面“糊”成一片白雾。怎么办？唯有等待。成功聚焦了，继续答题吧。时间，要抓得更紧了。
为补上视力缺陷带来的时间损耗，黄子涵攥紧了每一段光阴。课间十分钟，他快步往返洗手间与茶水间，还能挤出两三分钟刷题。食堂就餐，他无法辨识盘中菜品位置，只能试探摸索着夹菜，三五分钟匆匆结束用餐后，他便又快步返回教室自习。记者采访时常跟不上他急促的脚步，他会略带腼腆地致歉：“哎呀，又走快了。”不过随后依旧走得很快。
接受不足，与自己和解
进入高三冲刺阶段，为了全力备战高考，黄子涵放弃了周末外出游玩。作为学校跳绳队队长，他选择把队服收进衣柜最深处。“我知道跳绳队要出成绩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了。”他说。
学校宿舍每晚十点准时熄灯，统一作息无法满足黄子涵的学习需求，于是他和同学在外租房。每晚结束晚自习后，他书桌上的台灯还常常亮至深夜。
然而，一直紧绷的弦，差点断了。
高二那年，黄子涵一度濒临崩溃。他曾极端在意分数，这次考了30几分，下次就要求自己要考到70几分。哪怕进步到40多分、50多分，他也无法接受，反复责怪自己“为什么这么糟糕”“是不是真的比不上普通孩子”。
赖泽薇找到黄子涵谈心。“我们聊了很久，”赖泽薇回忆，“我告诉他，高考是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我们要看过程，我们积累了多少知识，心态上有了什么变化，而不是只盯着最后那个分数。享受当下的过程，而不是一味追求结果。”
“他慢慢与自己和解了。”赖泽薇说。曾经那个考40分就觉得自己“糟糕透顶”的少年，开始接受自己的不足，开始为一两分的进步而高兴。进入高三，首轮摸底考试，黄子涵总分300出头、化学仅40分。但这一次，他没有崩溃。他已经学会正视自己的短板，把焦虑转化为清晰的行动。
在迷雾中找寻自己的光
一件所有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从高一到高三，黄子涵的视力不可逆地下降。“我们长期使用这类设备的人基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他平静地说，“至少我还有视觉，还能继续学习。”
转眼到了四月，参加单招考试的同学已经完成考试。“今年我们班考得很不错，他担心自己作为班长，会拖班级后腿。”陪伴了黄子涵三年的赖泽薇看透了他独立要强、却偶尔不安的内心。在黄子涵留校熬夜学习时，赖泽薇会刻意延后下班，不多发问、不用多说宽慰的话语，只是安静地坐在教室里。无声的陪伴，只是为了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一点一滴，黄子涵稳步前行。“二模”时，他的化学从40分提到了70分，总分从300多分提到了500多分。
高考终场铃声已经响起，黄子涵稳步走出考场。他说，不论最终成绩如何，他都成功了。
于黄子涵而言，高考的意义不只是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他证明自我、开启崭新人生的起点。他已经让更多人看见，视力的短板让他付出更多时间，但从未困住他。在眼前的重重迷雾中，他正在一步步找寻属于自己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