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4日19时39分，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第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胡海鹰，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院长、千帆星座卫星系统总指挥。千帆星座，又被称为“中国星链”，是中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截止到6月5日，千帆卫星数量增加到200颗，接下来还将是高频次发射。
“千帆”和“星链”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相对于高轨卫星，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空中基站”，不仅信号延迟短，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彻底解决高山、荒漠、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天网”构想由此形成。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2003年，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马斯克的“星链”还不存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马斯克的“星链”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而中国的“千帆星座”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
胡海鹰：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国家从2G、3G学着干，到4G、5G领先。实际上现在国内基础的地面网络设施非常好，这给做天上带来一定影响。因为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美国恰恰相反。美国实际上从5G开始，切实感觉到自身差距。所以我自己猜想，马斯克或者美国也想另外一条路子，就把这套系统挪到天上去，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做，换了一个道。这个道做得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商业化的服务，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建成了全球最发达的地面通信网络。但也正是这张强大的通信网络，让低轨卫星通信在国内显得“没那么急需”。然而，在有些急需的地方，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
胡海鹰：比如中国科学院现在有好多海外的台站，有很多台站建在高山上、森林里，这些数据怎么回来？有野外台站的事情，有海洋浮标采集的事情等等，这都需要网络去解决，包括南北极科考的事情。
记者：这是科研的角度，还有没有更加国计民生的战略的角度？
胡海鹰：比如说现在远洋运输的问题，那么多轮船在海洋上，实际上地面基站是够不着的，那怎么去解决成千上万个远洋运输轮通信的问题？我们还有空中的事情。现在空中，比如说现在东航、国航都提高了网络，其实用的都是国外的卫星。
记者：如今国外多数航班已实现飞机上正常上网，这是否和我国低轨卫星尚未完成组网有关？
胡海鹰：有关系。我坐过法航的飞机，拿手机在法航的飞机上刷视频，跟地面是一样，就是“星链”在支持它。因为法国没有它的低轨互联网，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也很大。我想从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来讲，这些通信问题是低轨互联网着急要去解决的。
当然还存在有极端情况，当特大灾害摧毁一切地面通信设施，当战争炸毁所有基站时，只有天上的卫星能够撑起那条信息通道。而如今这条通信通道完全掌控在别人手中。当年，美国利用GPS全球定位导航系统卡中国脖子的事件，让很多中国人刻骨铭心。
1993年，中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海航行时，美国突然关闭了所在海域的GPS信号。“银河”号失去方向，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三十三天，被迫接受美方登船检查。类似事件不只发生过一次。这让中国人深刻认识到定位导航的命脉，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此后，中国开启了北斗系统的艰难自研之路。
2020年，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完成，中国人终于把导航的主动权夺了回来。GPS的教训就在眼前。如果中国不能在低轨通信领域拥有自己的“星链”，当年相似的一幕，难保不会重演。而低空轨道资源，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上，给中国留下的都是有限的。
记者：如果马斯克放了一万颗卫星已经组网，是不是好地方都给占了？
胡海鹰：网络资源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轨道资源，一个是频率资源。
轨道资源，比如高轨卫星，两度之间只能放一颗星。低轨原则上就是从防避碰的角度，希望正负50公里里面，在轨道高度里面，别到这个区域里面来。
频率资源就更紧缺，因为大家可用的通信频率资源高度重合。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自身的紧迫感、危机感的来源。
因为天上的轨道、频率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星链”打得越多，而我们没有打上去，没有用起来，自然而然就把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拱手让给人家。
第二个事情，因为低轨互联网随着后面的发展，比如算力网、人工智能的服务，实际上是解决了很多原来想象不到的问题。比如飞机上刷视频，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事实上，马斯克的“星链”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截至2026年6月，“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2万颗——这意味着仅“星链”一家，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的“黄金席位”。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星链”已经提前布局，将超过70%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相比之下，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与此同时，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规则——谁先打上去、先提供服务，谁就有优先权。
2021年，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千帆星座，正式名称“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那些“星链”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卫星怎么造？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像打磨艺术品。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使用寿命只有七年。
胡海鹰：我刚参加工作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三个亿左右，现在千帆为例应该在一千多万元，因为现在需求改变了。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它机会少，行内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一失就万无。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要保证万无一失。现在突然需要做低轨网络，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把全球都覆盖住了，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稳定盖住。总体上我想还是需求带来了一定的空间。比如我打68颗星，我本身每个位置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从网络角度来讲，比如损失了一颗星，坏了一颗星，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没有太大损失。研发的过程，如果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如果平摊开，做300多颗星，成本又下来了。
资料显示，中国千帆星座计划分三期：
一期目标1296颗，2027年完成；
二期新增约1万颗，2030年完成超万星组网；
三期终态超过1.5万颗，支持多媒体与遥感一体化，融入6G生态。
在设计上，胡海鹰团队走了一条与传统航天不同的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
为了在有限的运载空间内实现更大的发射量，胡海鹰和他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卫星的“身形”设计——重新定义每一颗卫星的样子。
记者：您是主要设计者，一开始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去搭更多的卫星上天。设计本身困难吗？
胡海鹰：实际上是把传统的方方正正、长得比较高的卫星给它压扁。压扁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去做设计，比如星务计算机、测控应答机等，现在把它集成起来做成一个扁平的，用堆叠的方式去发射，它的数量应该是最多的，当时我们设计下来大概能做到18颗左右。
记者：一次性出去18颗，怎么不互相碰着、不互相缠绕，这是个大问题，技术上对你们来说这个事好做吗？
胡海鹰：这个我们在地面做了好多轮的仿真。因为是堆叠状态，外面有四个连杆给它压在一起，解锁的时候是顶上一解锁，弹簧把它顶开。就是运载的上面级要把整个18颗星要起旋，所以当在起旋的过程中，它每颗星的速度和加速度不一样，跟打水漂一样，一颗星一颗星这样就分开了。
2025年12月，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一份令全球航天界震动的申请——新增20.3万颗卫星的频率与轨道资源，覆盖14个卫星星座，包括中低轨卫星。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频轨集中申报行动。
记者：为什么会一下申请这么多？
胡海鹰：我想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它可能也是战略上的储备，要把这些网络资料，先申请肯定是做好准备的第一步。
二十多年前，中国率先望向低轨。而如今，千帆星座的每一颗卫星，都是在填补时间窗口。从2003年的第一颗实验星，到2026年6月的密集发射，千帆星座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追赶。这不只是一场商业竞赛，更是一次必须打赢的战略突围。
记者：没人做过这件事，你属于率先做的一批人，会感受到来自里面、外面的压力吗？
胡海鹰：压力肯定存在。因为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是不降低的，七年的服务寿命等在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我自己觉得现在这几家都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卫星也是一样，运载、发射场、运维、运营都处于这个阶段，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自己判断，大概再给我们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这是基础性的工程。以后譬如老百姓要用网络，就跟用电、用水一样，随处可以接入，拿来就用，这样一个服务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