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
我这大半生，做过三个梦：画家梦，音乐梦，文化梦。前两个都碎了，碎得像粤北山间的碎石。可正是那些碎掉的梦，铺成了第三条路。
一
十九岁，我在工厂做工人，是个文艺青年。
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三硝基甲苯的气味，硝化车间的搅拌机轰隆作响，说话要靠吼。工友们下了班就沉默地抽烟、喝酒、打牌，偶尔围着一台老式录音机，手挽手又唱又跳。有人扯着嗓子吼：“我地哩班打——工——仔……”我在一旁速写，把那些甩起的头发和粗犷放肆的笑声留在纸上。
那年冬天，厂宣传队送我到韶关文工团学习小提琴。在武江边，我认识了韦振中先生——他是雕塑家，也是小提琴演奏家——和他的夫人苏家芬女士，一位水彩画家。第一次见韦老师，他看了看我的绘画习作，说了一句：“来家里学吧。”
从工厂到韶关四十多公里，学徒工一个月十七块钱工资，我没钱坐车，就爬货运列车。运煤的车厢最遭罪，一路咣当咣当，煤灰扑了满脸。到了韶关，先跑到武江边捧起冷水洗干净，才敢去韦老师家。
那时没有电话，没有预约，说来就来。韦老师和苏老师从不嫌弃，也从没提过学费。
第一次上课，韦老师讲素描。他握紧拳头，伸到台灯下：“你看，一个拳头就是一块几何形体。光有三大面——亮、灰、暗；调子有五大要素——高光、灰调、明暗交界线、反光、投影。”那只拳头在灯下缓缓转动，光影在骨节间滑动。他拿起我的习作，用画笔抹了几笔，又用橡皮轻轻擦出高光，那张呆板的脸顿时有了生气。“这里，明暗交界线要敢卡下去。”有时他从床顶取下自己的作品，或从书架上抽出世界名画图册，一幅一幅给我解读。授课时他时常穿插美术史人物和作品——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大卫》《思想者》，将作者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让我醍醐灌顶。教完画，他会拿起小提琴，拉一段《沉思》或《查尔达什舞曲》：“琴和画一个道理——都要有明暗，强与弱都要会呼吸。”
我如痴如醉地画画，一下班就去工厂外的小河边画村庄炊烟，或爬到璧背山上画岩石。晚上在宿舍阳台上练琴，工友们喜欢围着我听，琴声响起来的时候，那些沉默的、被生活压弯的脊背，会暂时直起来，松口气，抽支烟，走走神。
考美院失败了。早有人委婉提醒过：“这条路太窄。美院全省各专业一年只招十几个学生。”前路茫茫，何去何从？
我没有流泪。画家的梦没有了，但另一个梦还在。
二
韦老师不只是雕塑家，还是韶关市歌舞团的小提琴手。他给我们讲解《沉思》《小夜曲》《梁祝》《查尔达什舞曲》等经典作品，令人印象尤深。
那天他要拉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先放下琴，讲了一个故事：罗马尼亚音乐家波隆贝斯库只活了三十岁。他爱过一个姑娘，但遭对方父亲拒绝，后来他又得了肺结核。这首曲子是他在病中写给爱情和命运的。韦老师细致剖析了人物性格与坎坷命运、作品内涵与艺术特点，让我们理解背景、进入状态，然后才开始演奏。那悠长伤感、愁绪绵绵、起伏跌宕的旋律，令人心潮激荡。快弓奏出一个又一个高潮，激切、有力、惊心动魄，令人精神升腾。
韦老师每次练琴都提醒我：“手指要放松，再放松！不要紧张，不要有杂念。”经他点拨和严格训练，我的审美感觉和艺术水准脱胎换骨，自信倍增。
我向往音乐生活，向往专业文工团。练得拼命，手指磨出老茧，脖子夹出紫印。乐昌县文工团发函借调我去排大戏《三月三》，参与乐队伴奏。但三个月后，工厂召回我参加生产大会战。
音乐梦也碎了。但那把琴，我没有扔掉。它一直陪着我，从工厂到大学，从青年到中年。琴声在，心里的光就在。
三
那年高考，作文题是达·芬奇的《画蛋》。看到题目的瞬间，韦老师教过的素描观察方法、造型原理，全都涌上笔端。我一挥而就，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迎新晚会那天，我带着那把爬过无数次火车的小提琴走上舞台。琴弓落下，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旋律一出来，整个礼堂安静了。中段节奏加快，热烈的查尔达什舞曲风格响起，眼前闪过武江边的黄昏，韦老师家的台灯，工友们被照亮的眼睛和脸庞。最后一个音落下，戛然而止，银瓶乍破，全场爆发出掌声和喝彩声。
不久，中山大学小礼堂办师生画展。我送了一幅水粉画《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忧郁贵族，斜靠在栏杆上，身后是俄罗斯的一条大河与洋葱顶教堂。画一挂出来，就围了不少人。有人在小本子上留言：“画出了奥涅金的灵魂。”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中山大学学生乐队招募首席小提琴，面试时我拉了一首《叙事曲》，团委老师和乐队指挥当场拍板：“请你当首席。”梁銶琚堂首演那天，乐队演奏海顿作品，指挥棒落下，整个乐团的声音汇成一条大河，我的琴声就在那条大河的最前端。
第二学期，我参加全校征文比赛，写工厂的日子，写爬火车，写韦老师家的那盏台灯。评委的评语说：“画面感极强，文字具有音乐之美，文风有独特的艺术穿透力。”文章获了奖，贴在校园图书馆的橱窗里。古岭新老师的写作课上，他拿着我的作文在讲台上点评：“今天讲‘通感’。艺术是相通的——绘画教观察，音乐教节奏，都可以变成文字的力量。”
我想起了韦老师那只握成拳头的、在灯下转动的手，想起了《叙事曲》里如泣如诉的旋律。那些碎掉的梦并没有消失——它们变成了观察世界的方式，变成了倾听心灵的能力，变成了笔下的每一个字。
这就是第三个梦——学者的梦，文化的梦。
余音
弹指五十年。
去年，八十五岁的韦老师应邀参加省文化学会的颁奖大会。他作为特别荣誉奖的得主，拿着自己制作的那把小提琴走上台。他白发苍苍，腰板挺直，琴头一抬，闭上眼睛——又是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琴声婉转，如泣如诉。那琴声里有半个世纪的沉淀，有所有梦沉淀下来的澄明。
我仿佛又回到那个小屋。梧桐叶在窗外沙沙响，韦老师站在屋子中间，琴弓搭在弦上，说：“你们听。”琴声里没有暮气，只有更深沉的东西。年轻时拉的是技巧，八十岁拉的是命运。
我坐在台下。韦老师拉完了最后一个音，睁开眼睛，目光越过人群，似乎找到了我。他微微点了点头。
前两个梦是序曲，第三个梦才是主题。人生最动人的曲子，不是从不跑调的完美演奏，而是所有走音、停顿、哽咽之后，依然能拉到最后那个音——轻轻落下，余音袅袅。
我拿起画笔，在之前画的那只拳头的旁边，添上了一把小提琴。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画纸上，那只拳头和那把琴都镀上了一层金色。
艺术不在远方。从爬火车的十九岁，到白发苍苍的六十多岁，它一直在。
这就够了。
（作者系文化学者，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