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小东
在我出生前六百年，城市还未开埠，潮汕之城尚在渔村的包围之中。红头船虽已在海上漂流多年，但把无关海上的人，从潮汕送到异国他乡这件事，那时才刚刚开始。在13世纪的潮汕，随红头船漂洋过海，去异邦夷狄另觅生地，那是豪勇者冒险者所为。许多流传于坊间城中的勇敢者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发家史，成为潮州歌册的主题。《水蛙记》开篇，主人公秀才詹典，过番三年，撞了好运，受番王赏识。
“臣儿想要回中原，看我家中妻共儿”“番王听见有理宜，安排财宝乞子儿，二包珍珠共镟石，无价之宝值万铢，玛瑙珊瑚共金银，尽是金条好赤金，银尽佛头七钱二，人参一包重五斤”“财宝乞你带回家，乞你妻儿去享福，后你回来心免青”。
水客、鸦片掮客、批脚……无数闯海者、冒险家的故事，随着潮州歌册的唱和，在千百年的民间教化中，成为潮汕人求生的向导。
在还没有法定的通信路线，邮政交通也只限于政府或民间商队所为，包括诸如郑和下西洋这样的政府通商行为的时代，封闭而无出路的状况，在潮汕人的风格中得到了最早的突破。邮政交通还没有作为法律也还没有成为民众民生的权利，民间水客与批脚的诞生，就成为一种既合时宜又如春风野火一般传衍疾迅的行当。俗称“走水”。
见到“走水”的，如见海外亲人一般。这种遥远信托形成的依赖，虽无血缘，却胜于血缘的承诺。自15世纪以来，除了海盗的劫掠，水客、批脚尽管自身生活艰难，银钱拮据，虽过手银钱千万，但侵吞批款或丢失侨批的事极少发生，鲜有记载，而为寻错批主人而苦苦找觅的事屡见不绝。批封上常印有“批银先发，有错取回”“保家银信”“从静分还”等印封，以证信用。更绝的还有“口信附银”，完全无须批封，口诺便认。
以乡谊、诚信、口诺等精神性保约，化合而行的邮政交通，是侨批最丰富最人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结晶。它构筑了潮汕发展为现代城市的精神内核。它的现代性，皆因其对古老淳朴乡土风习的守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至少把人性欲望从道德上加以过滤。城市行为的民生规约与底层乡愿的设计，使潮汕城市的道德蓝图，规矩方圆无处不在。
在我出生前的五六百年间，城市有形的变动，包括街巷屋厝的摧毁或建设，萧条冷落或繁荣奢华，无日无之。但五六个世纪所形成的规矩方圆，却始终未变。依然是“厚积流光”，依然以“诗礼传家”，依然是“人文化成”“正大光明”“元亨利贞”。
一座城市，竟然包括了广袤的乡村，连同河流和山脉，阡陌与沃土，无数的道路和码头，码头上的堆栈，堆栈中南来北往的货物，以及散落在城市与乡村的华屋老厝，堆金塑银的屋梁与屋脊，即便残破如斯，依然透出华丽富贵的气势。在海隅之地，却被恩准“皇帝厝，潮汕起”，这不是天赐的荣耀，而是皇权对之的无可奈何。本是大族避世的桃花源，却又衍生了海外拓殖的传统。
这种传统并非简单地归咎于天灾人祸的勒迫。从中原流民的血液中，不难寻觅到这种扩张与进攻的基因，老死于一隅的秉性并非流民的天赐，冒险和骁勇，开疆拓殖才是流民真实的欲望。既然先祖可以从中原一路南下，在未知的疆土上肆意耕耘，大海汪洋自然也是大路朝天，彼岸的荒凉正是心中的繁华。水客和批脚的横空出世，自然印证了直把他乡作故乡的道理。
在潮汕的乡镇与城市行走，早就没有被城市的奢华分离与割裂的印象。在五六个世纪以前，这种印象就已渐行渐远。即便远在穷乡僻壤，依然与香港、与暹罗近在咫尺。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与印象，它来源于对水客与批脚的想念和想象，那想象来自天空的飞鸟，那思念来自大海的船。这种想象的联结，使地域的距离无足轻重。
这种由水客、批脚勾连而成的物质性网络，由对批封的依赖而生的精神性怀念，在没有邮政交通的年代，把无数乡村贯通到城市的血缘系统之中，成为城市经济致密的部分。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实现城市血缘系统的地方。对水客的思念与期待，使多地的迅速连接、合体成为可能，信息的互通是其中的结果，而这正是形成现代城市的元素。
在这个意义上，潮汕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拥有了最多的人口：1500万。由批脚和水客连接而成的互联网，这种奇观无可比拟，其作用堪称时间之奇。
在对外贸易极为发达的潮汕，因为侨批，大多数年份出现了入超（即输入额超过了输出额，亦称逆差），据潮海关统计，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入超754.89万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入超757万两，宣统二年（1910年）入超1191.65万两，民国十四年（1925年）入超818万两，民国十九年（1930年）入超2041万两。而民国十年（1921年）批款不下几千万银圆，以后每年批款超1亿银圆，一度超2亿银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汕头银庄达60多家，下辖海内外分号775家，国内各县投递局20多处。
潮人仰赖此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
在水客最盛的19世纪，仅在汕头，专门递送侨批的水客有800人之多，香港有200人左右。
作为长篇小说，这样的“题叙”显然像一篇关于潮汕乡土与历史文化的哲学随谈。小说关乎人物，生活与生存，特别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研究本身，它必然黏附着太多的精神性思虑。侨批史的线索及其意义，直接关联到人与土地的亲缘关系以及在文明进程中的表现。它是一切进步与成熟的动力、速度乃至历史时间的瓜熟蒂落。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以及故事，都将在这种时间的酝酿与培植中，不断地发酵、膨胀最终死亡，他们是潮汕这个非常独特的风土与这个国家历史上尤为奇形怪状的联系。从北向南的迁徙，又从南向更南的地方远渡，再不断地反哺这个本该是文明与存在的中转之地、再生之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以千年之功，沉淀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城市，并融合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族群，以潮汕母语为讲述方式的无法化外的族群。
我常去遥远的地方，那些地方与潮汕全然不同。不仅仅是指风物，而是说人。人在另外的世界中，在别样的文明中，在远离潮汕的隔阂中，让我更深刻地看到自己的内心，内心的惶惑及恐慌产生的对自我的排斥与愤恨，以至于无限的忧伤。因之对潮汕产生了一种切近的依恋， 这种依恋随着年青时的疏忽，中年时的回眸，老年时的至切，而渐渐灌满我的眼睛，成为我眼力所及的全部。
父亲和母亲也走过许多地方，比我走得更远，去国弃家，去干那个时代赋予他们的大事小事。他们最终也回到潮汕。或在潮汕安享天年，或死于非命。生养他们的地方，就叫铜钵盂。
我没有在铜钵盂度过我的童年，也并非出生于铜钵盂这个地方。在潮汕的所有地名中，铜钵盂是一个较为古怪奇崛的地名。它的奇崛与许多物事联系在一起时，就更其不可思议，出人意表。
中国的现代电影是从这里起源的，自然是指人。这里诞生了中国电影的奠基人、先驱者，第一代导演郑正秋、蔡楚生；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复旦大学心理学院）创建人，中国现代心理学家郭任远；等等。
铜钵盂郭已经不仅仅关乎姓氏，而是一个伟大的久远的符号。从郭子仪开始然后蕃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凡是郭姓杰出人士，大多与铜钵盂有关。
我的母亲姓马，老家成田。我出生于成田溪东，一个叫田中央村的地方。宋朝马银青大夫在那里落籍之后，始有田中央的马家后人。光德里和硕士第，使马姓人家名震海内外。
把铜钵盂这个邮票大的地方，把潮汕邮寄给世界，世界于是拥有了一个别样但是真实的潮汕。
这部长篇小说，将首次以文学之笔，敞现潮汕全部的忧伤、焦虑和美丽的乡愁。
（作者郭小东，系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科二级教授、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本文节选自《铜钵盂——侨批局演义》题叙。）
复审 | 梁醒吾
终审 | 王晓娜
来源 | 羊城晚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