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主题海报 图片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官方公众号
□陈少明
现在讨论“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大家很容易想到两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知识体系是整体，概念是其中的要素。这个直觉没有问题，但真正进入研究，会发现里面还有很多需要辨析的地方。首先要问的，就是“概念”究竟是什么，还有“知识”及“体系”又是什么。
先说概念和词语的区别。词语首先用于命名。一个新事物或现象出现了，人们给它起一个名字，这只是词语，还不是概念。概念是逻辑学意义上的东西，它意味着对众多现象的归类——即一个词不仅指称某一个对象，而且被运用到一类现象上。它不仅可用到这里，也用在那里，把它归成类，这时候才成为概念。所以从发生次序上讲，是先有词语，后有概念。词语属于语言，概念则属于逻辑。当然，知识发展到一定层次后，有些概念是直接界定的。
但在讨论中国思想的时候，问题会更复杂一些。我们常常借助一个词来表达概念，两者混在一块，导致大家说起词就以为是概念。比如“道”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词，一个概念，还是一个观念？从西方哲学的习惯看，很多人会觉得中国哲学不够严格，没有先把概念界定清楚。但问题在于，中国思想中很多重要的表达，本就是从词语逐渐演变出来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思想家那里，意义都可能发生变化。
这里还要加入“观念”的问题。观念既不是限定于某一词语，也不完全是概念。按洛夫乔伊的说法，一个观念可以由不同词语表达，一个词语也可能表达不同观念。例如“自然”，有时指自然现象，有时表示自然而然的状态，有时又是一种学问取向，如自然主义的哲学倾向。另一方面，老子讲“道”，又有多个表达。既可以说“一”，也可以说“道”，也可以说“无”。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承载的可能是不同的观念。同时，它还可以在不同的领域转移。正因如此，有人会说：一个词就是一部文化史。词还是那个词，内容是变化的。研究“道”、“义”这样的词，不仅是在研究语言，也是在研究文化经验本身的演变。
接下来要问：什么是知识？这是一个很难定义的问题。我会采取这样的说法：知识是通过符号掌握事物的手段和能力。而最基本的符号是语言。
知识有不同层次或者类型。最基础的是常识——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父母，走路时路面不会突然陷下去，水是可以喝的。你不知道它的道理，也可以这么利用。维特根斯坦把这叫作“世界图式”。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更多是概念化的知识，即由基本元素经过叠加、组织以后形成的知识。之所以成为“体系”，关键在于它有组织，在不同知识点之间建立了联系。联系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因果性的——这个东西本身如何派生或影响另一个东西；另一种是逻辑性的，像数学那样通过逻辑结构组织起来。
知识表达的差异，对人文学科尤其重要。我们可以把知识大致分为两类：描述知识和命题知识。
描述知识是有情节和故事，通过叙述建立起来的。历史学、考古学、文学、人类学，大都属于这一类。当然也有人试图从中建立命题系统，但命题知识在这些领域通常不起决定作用。历史学家一般不会去关心历史有没有抽象规律，他们更关心具体经验本身。命题知识则表现为全称判断、原理和公式。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大体属于这一类。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中的部分研究也有这种取向。
那么在这一区分中，哲学的位置在哪里？现代哲学受分析哲学影响较深，很多人潜意识里把哲学理解为命题知识。最典范的像《逻辑哲学论》，全书就是由一组命题构成的。照这条路走下去，论文会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单调，从而脱离我们的生活。但哲学还有另一种取向——它未必只是建立抽象命题，也可以通过对经验的描述、诠释，去揭示它的意义。哲学要做成什么样的知识，是有两种不同可能的。关于描述的取向，中国思想传统里有很多生动的例子。例如庄子就是通过讲故事谈道的高手。
最后回到“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不一定只是体系中的基层单位，也不等于一般学科关键词。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出现频率高，而在于通过对这个词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展示对一个文化侧面的了解。一种文化不是一两个重要概念或范畴，它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对每个词所作的观念史探讨，本身就可视作系统的知识论述。知识不只是一个系统，而是大小系统互相嵌套的复杂结构。所谓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提出几个新概念，而是要形成能够有效解释我们社会生活经验的知识结构。一种理论如果只能套用别人的概念来解释自己，它就很难真正成立。“自主”不是封闭，拒绝外来的知识，而是用有说服力的理论或观点来解释生活，说清我们自己的经验。
标识性概念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通过对词语、观念与经验的分析，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与文明更有说服力的理解。
（作者系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26年5月7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从标识性概念出发”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整理者潘玮倩。文稿最后由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