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
所谓“标识性概念”，既非学者在开展分析性研究时凭借思考逻辑构建的解释性范畴，亦非基于理论阐释创新而提出的标新立异之标签。在本研究理解中，标识性概念是在人类历史实践进程中形成的、具有特定内涵与明确适用边界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通用词汇，更必定是在特定历史活动中生成，于实践过程中形成意义，承载价值观念、理论思想与思维方式，具备稳定结构的表达。
基于此认识，标识性概念的形成依托双重基础。其一为植根于特定文化传统的结构化思想原理，其二为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语言符号与表达。二者在概念意义的演进中相互作用，前者构成概念的深层结构与根基，后者则是实践中形成的语言呈现。我们研究标识性概念，不管是最近一两百年形成的，还是传统已经形成的，都要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看。
“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所涉的概念，我认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现在仍常用于学术与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另一类，则是在日常生活乃至学术研究中已很少使用，或其现代含义已与本来面目相去甚远的概念。“食货”大概就属于后者。“食货”这个概念，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已经很少使用，只有在中国经济史学界，还不时会用“食货”一词作为“经济”的代名词。
在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用到“经济的”（economic）一词时，有两种意思，一是泛指物质生活及其资源，二是指“节省”。前一个意思的内涵，同古代的“食货”是一样的，后一个意思的内涵，则同今天的“经济学”（economics）在逻辑上相通。然而，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古代“食货”的原理大相径庭。“食货”，是一种基于中国王朝体制的经验事实，其核心内容是“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楙迁有无”，通过在王朝国家控制下的财富缴纳输送以及不同地域之间物产的交换和长途贸易，实现财富的再分配。这个概念，既不以稀缺性为前提，也不关涉调节资源配置的选择机制，显然与现代经济学概念体系中“经济的（economic）”概念有根本性的区别。
与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合理化资源配置，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同，“食货”原理的基本前提，是人类生存所需的所有财富，都是自然财富，是天地所生，在这个前提下，以“食货”形成的贡赋经济体制是一个以社会财富再分配的合理化为目标的制度化过程，这个体制的原理源自西周并被历代儒家所继承的政治理念——“以德配天”。这个原理不只是关于统治合法性来源的道理，也确定了物质财富再分配的基本原则，《易·系辞下》把这个关系表达得非常清楚：“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在这里，以仁义为核心的政治原则，同时也是物质财富再分配的经济逻辑。根据这个原理，承接天地生万物之大德的圣人（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国家权力），是社会财富的主管者。然而，由于天地之盛德在于“常生万物，而不有生”，承接天地之德的国家权力也不能将财富据为私有，即必须行仁政。正如宋代易学家郭雍在《郭氏传家易说》中所言：“圣人理财，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这是我认为今天我们中国讲经济必须回到的一个基本原理。财富绝非国家权力的私产，而是维持社会安定和统治稳定的条件。
这一理念落实到实践中，仁政便成为国家理财的基本原则。《孟子》讲：“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没有稳定的生计，社会秩序便无从谈起。《管子》亦讲：“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粮食等物资不仅是交换的对象，更是生民的根本，国家通过控制财货的流通去实现物质财富分配的合理化。
所以我认为，“食货”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一个古代名词的问题。它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它背后包含着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理解财富、理解国家、理解社会关系的方式。今天，我们探讨中国本土“标识性概念”，可通过两种切入路径进行阐释。一是探寻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已然定型的思想原理，二是从历史实践中解析其生成与流变机制。面对“食货”这一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使用、在近世被转换为“经济”的概念，我们应首先从其思想根基探寻原理，从而认识到中国传统主导性思想体系是如何赋予“经济”以“食货”内涵，使其内在地成为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经济”范畴的深层原理。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于2026年5月7日在中山大学举办的“从标识性概念出发”学术论坛上的发言及相关论文整理，整理者潘玮倩。文稿最后由作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