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东方旗下直播电商平台东方甄选陷入核心主播集中离职风波。明明、天权、中灿、林林四位东方甄选的核心主播几乎在同一时间官宣离场，至此该公司曾备受关注的“F4”主播组合已悉数离开。
对此，俞敏洪回应称，已与四位主播进行深度沟通与挽留，最终尊重个人选择。4月27日，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由东方甄选离职主播董宇辉主导的与辉同行直播间，近7天销售额远超东方甄选。
第三方数据显示，董宇辉的与辉同行账号近7天销售额已过1亿元，而东方甄选近7天销售额约为5000万元-7500万元。不仅如此，与辉同行直播间7日内新增粉丝2.3万人，而东方甄选7天内则掉粉5万人。
“去头部化”下狠手？ 有主播称出走前“焦虑抑郁”
主播频繁出走，矛头直指东方甄选新任管理层，暗示双方存在深刻的理念冲突。
明明在公开信中称，“新领导入主后，公司整体直播模式与运营风格彻底改变，这种文化上的转变，我很难认同。日常工作中，我能清晰感受到新任管理层对我的‘不友好’，让我陷入了严重的焦虑和内耗。我也曾试着理解，适应和配合，但还是发现自己被推到了更远的位置，没有争吵，没有冲突，而是一种安静的‘隔离’。”
天权表示，“过去四个月里，公司的执行管理层变了，有些理念变了，直播间的风格变了，办公的氛围也变了。这让我愈发质疑自己留下来的理由。”
中灿则称，新的管理团队入主后很多规则、很多方式，都和当初不一样了。他称，自己曾努力适应，但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努力就能改变的。
林林同样表示处于焦虑抑郁状态，正在积极自我拯救，也寻求了专业支持。
2025年末，东方甄选掌舵人调整。当年11月，前CEO孙东旭宣布离职。一个月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广州学校校长孙进担任东方甄选执行总裁。
公开媒体报道中，孙进上任后，军事化管理、削减头部主播黄金时段曝光、调整分成比例等动作，打破了东方甄选早期的“人文”底色。
资深主播与管理层理念冲突背后，是东方甄选转型的阵痛——努力摆脱对单一平台、单一主播的依赖。
董宇辉风波后，东方甄选“去头部化”的战略转向初见端倪。2024年1月，俞敏洪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如果东方甄选只是依赖于董宇辉一个人发展的话，这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与此同时，俞敏洪再度强调自营品战略，称“自营品为公司长远发展的基石。”
孙进接任后，这一趋势明显加速。2026年1月至今，东方甄选已推出两季主播面试直播综艺《甄选的offer》，招募新主播上岗。中期财报电话会中，俞敏洪指出，东方甄选将在抖音开设不同方向的矩阵账号，账号数量会超过20个，按账号3人主播配置，东方甄选主播团队将从现有27人扩充到60人。
“去头部化”战略仍在进行。今年3月，东方甄选官宣开放抖音全域达人带货模式，首批精选烤肠、谷物鲜鸡蛋等6款自营品，允许外部达人带货分销。这意味着东方甄选的产品可以脱离自有主播体系独立流通，进一步弱化对其原生主播的依赖。
MCN机构与当红主播的矛盾何解？
东方甄选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直播电商行业MCN机构与头部主播关系失衡的典型样本。专注主播经济研究的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朱永祥认为，东方甄选的核心问题是管理模式与主播价值不匹配。
“在董宇辉事件的教训之后，东方甄选开始推进‘去头部化’，整个管理策略都往这个方向走，但对于那些有个人IP的主播，用这种传统管理方式肯定是不合适的，根本行不通。”朱永祥认为，平台试图用管控思维约束具备独立IP的主播个体，本质是混淆了雇佣关系与共生关系的边界。
那么，对于MCN机构和主播这种共生关系，是否可以通过合同约定或者法规来约束确认呢？朱教授认为，结合司法实践与行业规范，明确的契约约束是必要的基础。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明确，主播与MCN的关系认定需结合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综合判断，现实中大量纠纷源于合同模糊，未明确合作/劳动关系、IP归属、收益分配、竞业限制等核心条款，完善合同约定是化解矛盾的前提。
而实现双方利益平衡，关键要跳出管控思维，并建立起一种价值共生的模式。朱永祥提出具体可行的路径：“一个是项目合作，以及股权激励；另一个是‘联邦制’：机构做好供应链，负责对接资源，头部主播负责卖货，各司其职各享其利；有些老板还可以和头部主播直接合伙，一起成立小而美的公司，做好垂类领域的生态。”
从行业规律来看，随着个体IP崛起，机构单向管控主播的时代已逐渐落幕。MCN机构手握资本、供应链与资源，主播拥有IP、粉丝与内容创造力，二者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合同明确底线规则，以合伙、股权激励、联邦制等模式绑定长期利益，替代短期高压KPI考核，才能真正化解矛盾、实现共赢。
朱永祥说，东方甄选的主播离职潮，为整个直播电商行业拉响警报：靠“人”出圈的内容电商，终究要懂“人”、尊重“人”。契约约束划定底线，价值共生决定长远，这才是MCN与头部主播和谐共处的核心逻辑。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现代快报、潮新闻、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