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上午，由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评选结果出炉。
20个入围终评的候选项目经过演示汇报、综合评议等环节，最终评委从中投票选出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按年代早晚排序）：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山西昔阳钟村遗址、河南郑州商城遗址、陕西富平长春遗址、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西北的大漠戈壁，从中原的繁华商都到江南的六朝故地，这十大考古新发现如同一块块拼图，共同勾勒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薪火相传的壮阔史诗。这些发现串联起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是中国考古界年度最高水准的集中呈现。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长白山脉横亘欧亚大陆最东缘，是探索晚更新世古人类迁徙、石器技术演进及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核心区域。然而，该区域旧石器时代考古长期面临遗址关联不清、年代序列零散、文化属性不明等难题。
2021年以来，在“考古中国”项目推动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十余所国内科研机构与高校协同攻关，彻底改写了学界对该区域史前人类活动的传统认知。
据了解，本次考古工作覆盖范围超10万平方公里，五年间完成重点调查面积 6500余平方公里，新发现含石制品遗存地点超1000处，以确凿考古证据证实，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遗址分布规模与密集度远超以往判断。
遗址围绕长白山天池呈圈层分布，形成规模宏大的 “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包含旷野、洞穴等多种类型，年代跨度完整覆盖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旧新石器过渡阶段。
遗址群以丰富且独特的黑曜岩石器工业遗存，清晰记录了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古人类的技术演进与适应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东北亚史前文化发展格局，见证了东北亚史前跨区域文化交流进程，既是彰显长白山文化底蕴的重要标识，更是中华文明远古根脉的关键组成部分。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裴李岗遗址所在的嵩山东麓，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区域。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也是裴李岗文化的典型代表。
2018年年至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裴李岗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发掘，目的是为了系统认识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深化对裴李岗文化的了解，探讨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力机制。本轮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取得多项新认识。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郑家沟遗址北临洋河，南有桑干河，东北为燕山山脉，西为阴山山脉，南有太行山山脉，处于“三山两河”之间。
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发现有9座积石冢，此次考古发掘项目的一号冢，便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
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年代距今约5300年至4800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突破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年代下限，不仅将红山文化时间轴线延长了近200年，也填补了冀西北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
以郑家沟遗址为代表的这批遗存兼具多元文化因素，既包含红山文化典型玉器，又具有庙底沟文化、庙子沟文化彩陶特征。这种多元文化的汇聚不仅再次表明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交流的 “三岔口”，更是中华史前文明连续性、包容性与创新性并存的直接证明。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2021年至2025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对南佐遗址开展第三轮考古工作。五年共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同时在遗址周围展开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南佐遗址大型夯土院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的聚落结构。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表明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基本形成了古代城市的中轴线格局。如此规模巨大聚落的营建，体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调动能力，这是黄土高原出现区域王权的有力证明。
南佐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钟村遗址的墓葬是迄今发现等级最高的夏晚期贵族墓葬群，显示出太行山西麓存在着一个独立的区域中心。钟村遗址为衡量二里头文化和下七垣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和社会等级分化程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钟村遗址所见来自远方的各类奢侈品，揭示出跨区域的文化交流，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郑州商城遗址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城区，是目前公认的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遗址，遗址总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近年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持续性考古发掘工作，2025年度累计发掘万余平方米，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更新了对郑州商城都邑布局、功能区划与文化内涵的认识。
郑州商城新发现的大型府库群、复杂城市水网、内城手工业遗存、高等级祭祀遗存、贵族墓等，分别在物资储备、水利规划、手工业布局、祭祀礼仪、墓葬制度等方面填补空白，进一步证实了郑州商城规划有序的布局特征，勾勒出郑州商城从营建、发展到鼎盛的历时性变迁图景，展现了早商都城文化汇聚、融合与辐射的互动模式。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长春遗址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庄里镇长春村，地处石川河由黄土高原进入关中平原的咽喉地带，总面积约220万平方米。自2022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渭南市博物馆、富平县文化和旅游局，对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工作。累积调查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勘探面积约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560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460余处。
从墓葬数量来看，该墓地应是迄今发现单个西周墓地中探明墓葬数量最多者，规模仅次于天马——曲村墓地。根据陶器和测年数据可知，墓地时代从西周中期延续至西周晚期。葬俗和器物组合表明墓地的人群主体应为周系族群。
居址南临石川河，西至自然沟，北、东均以人工壕沟为界，面积约200万平方米。纵横分布的沟渠，构成复杂水网系统，将居址分成不同区域，呈现了“多宫格”结构。
在居址中部偏东的一个区域内，发现有制陶、铸铜和制角镞作坊。制陶作坊面积约5万平方米，发现陶窑30座，其数量、密度都与沣京大原村制陶作坊相当，表明聚落内陶器生产规模庞大。
制陶、铸铜、制骨等不同门类的手工业活动集中分布在一个区域，表明应是聚落内一处手工业区。其内还发现有许多小型墓葬，一些墓葬能和作坊生产组成相应的生产单元，这种情况表明作坊内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模式。
长春遗址具有大型公共墓地、大规模居址、“多宫格”聚落布局以及专门的手工业功能区，结合西周“畿内无封国”的研究共识推断，其应是西周王畿内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
系统调查显示，石川河流域发现有西周不同时期聚落40余处，其中长春遗址规模最大，应是西周中晚期该区域的中心聚落。长春遗址的发现和流域聚落形态的认识，将以往零散的西周遗址纳入到聚落层级体系中去理解，为理解西周王畿的政治地理格局，补上了一块关键的“流域拼图”。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三面环海，中心为海拔183.4米的山峰。文献记载琅琊是周代齐国“四时主”祭祀地和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
遗址自1973年以来历经多次调查与勘探，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约3.8平方千米。2019年至2025年，为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对遗址开展系统性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发掘揭示，琅琊台遗址为一处分布于山顶和山下，始建于秦、沿用至西汉的大型国家工程。建筑有多期维修与改建迹象。出土遗物分属秦、汉两期，其中秦代见夔纹大半圆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构件，印证了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琅邪台”的记载。相较于山顶建筑，山下院落出土较多罐、瓮等陶器，生活功能突出。
首次在山东发现明确的秦代窑址，窑址出土大量秦代建筑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砖及陶管等。其中夔纹大半圆瓦当也见于秦始皇陵、栎阳城、姜女石秦行宫等遗址，属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构件。
考古实证文献中秦始皇东巡和筑琅琊台的记载。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串联起秦始皇东巡海疆、筑台立石及移民设郡等重要历史事件，反映了秦汉帝国的海疆观念和治理策略，也折射出秦汉时期蓬勃发展的海洋意识与海洋战略。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绍兴古城南部。2024-2025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越城区文物保护所对遗址的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开展发掘工作。
稽中地点位于稽山中学校内，总发掘面积40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54处，出土重要遗物2780件。塔山和畅坊地点位于越城区塔山南麓，总发掘面积3600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1511处，出土重要遗物2981件。
遗址首次在绍兴古城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遗存；首次揭示了古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治核心区的文化面貌；实证了古城6000年人居史，2500年城市发展史。
首次从考古学上揭示了东周时期越国城墙、宫台建筑、祭祀场所在内的都城格局，实证了越王勾践建都绍兴的历史，是越国都城考古的重大发现。
首次在绍兴地区发现汉六朝时期会稽郡官署建筑和官营手工业遗存，是我国郡县考古的重大发现。出土“会稽郡壁”铭文砖、“山阴守褒”封检、“山阴丞印”封泥、简牍等大量文字遗物，实证了遗址官署性质，为研究会稽郡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户税司法体系等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深谷腹地，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
2021至202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校以破解西夏陵出土精细白瓷产地之谜为切入点，开展了系统性发掘研究工作，揭开了西夏宫廷用瓷生产体系的神秘面纱。掘面积3020平方米，不仅确认了该窑址西夏官窑性质，更通过系列突破性发现，重构了我国窑业技术史，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该窑址始烧于西夏早期（1080年前后），停烧于西夏灭亡前夕（1227年），完整地见证了党项政权从游牧文化向农耕—手工业复合型文明的转型。这一发现填补了《天盛律令》中西夏“官作”手工业的实物空白，首次确认了少数民族政权管理下的官窑，填补了中国陶瓷史、手工业发展史的空白。
遗址呈现出生态工业雏形：半径0.3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瓷土、脉石英、石灰石、煤及水源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瓷器闭环生产系统。
考古揭露了地层关系明确、功能齐全的早、中、晚制瓷作坊，在作坊内发现瓷土加工池、脉石英加工及存储坑、练泥池、辘轳遗迹、烘坯遗迹等丰富遗迹，呈现了从原料开采—粉碎—淘洗—练泥—成型—修坯—烘坯—配釉—上釉—装烧—存贮—废品堆积等环节在内的完整制瓷工艺流程，这是目前中国陶瓷考古所揭示的保存最好、最完整的窑场遗迹，对重建中国古代制瓷工艺流程、复原古代的窑场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次发掘揭露的马蹄形馒头窑及其相关装烧工艺、出土的精细白瓷产品等反映了“羌风汉韵”的交融，印证了《辽史》中“夏人善工巧”的记载，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聚变—和合共生”的文明演进规律。
文 | 记者 何文涛 李娇娇 梁善茵
统筹 | 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