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主人士、南社领袖柳亚子20世纪四十年代流亡香港时期的诗集《图南集》，一直被认为在1941年毁于战火。但八十余年后，《图南集》手稿竟奇迹般现身！经宋浩、宋其鲛父子校订后，近日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
这份沉睡半个多世纪的文献遗珍，何以“劫后余生”？羊城晚报专访了《图南集》校订者之一宋浩——
劫后余生：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文献传奇
羊城晚报：长期被视为已佚文献的《图南集》是怎么被发现的？
宋 浩：抗战中，上海进入“孤岛”时期后，在何香凝领导的国难救护队与中共地下组织相继劝说下，柳亚子先生于1940年12月13日乘“亚洲皇后”号离沪赴港。
抵港后，他将新居取名“羿楼”，寓意“后羿射日”，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柳亚子在炮火中携家人仓促逃离羿楼，所有在港期间的手稿及文献资料都未能带出。
《图南集》正是柳亚子于1940年底至1941年初，寓居香港时所作的诗集，历来被认为已毁于战火。但其实《图南集》并未佚失，而是一直存于柳亚子的香港友人——陈君葆先生处。
《图南集》的发现，要归功于谢荣滚先生。他是陈君葆先生的女婿，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整理、编纂陈君葆的遗稿，著有《赤子情深——陈君葆传》，并先后主编出版了《陈君葆日记全集》《赤子情深——陈君葆传》《陈君葆全集》等。
2008年，谢荣滚影印出版了《陈君葆书信集》，其中收录有柳亚子致陈君葆的多通书信，由此《图南集》的流传过程才得以厘清：1948年1月29日，柳亚子便请叶启芳将《图南集》原稿转交给陈君葆；1950年，柳亚子又致信陈君葆，请他派人将《图南集》抄写“录副”带往北京，原稿则请陈君葆留存，“为名山之藏”。
2018年，《陈君葆全集》中的诗歌集、书信集、文集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整理陈君葆的材料时，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柏峰、古籍辞书编辑室副主任张贤明就已经注意到了《图南集》的踪迹，并一直关注。
直到2024年4月，在我策展的《水云留痕——陈君葆和他的朋友们》展览上，《图南集》手稿首次面向公众展出。当时我陪同刘斯翰先生看展，开始萌生了把它印出来的想法。
后来，受岭南古籍出版社邀请，我们在2025年春节前后正式开始了校订工作。至此，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献传奇，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羊城晚报：历经多年、多人追踪，这部《图南集》具有怎样的文献价值？
宋 浩：《图南集》全书共分为四辑：甲辑四卷四册，乙、丙、丁辑各一卷合为一册，收录诗词351题538首。
这是《图南集》已知的唯一完整稿本，可订正已出版的《柳亚子文集》中《诗词集》《文录》的大量疏漏，增补佚诗99题173首，而且甲、乙、丙、丁四辑的形态在此前是不为人知的；同时，陈君葆所藏为柳亚子手订原稿，封面皆为柳亲笔题写，内文眉批、订正也是他的亲笔。
我们在整理时做了几项工作：
一是释文与对勘，根据原稿释文，与《诗词集》《文录》补遗中的《图南集》进行对勘；二是附录相关诗歌，将柳亚子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抵港后撰写的《卷土集》《新生集》和《光明集》中与香港相关的诗歌附录于后，以便读者了解柳亚子在香港的完整历程；三是编制索引，将稿本诗题中的人名、地名等编制成索引，附录于后，希望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线索。
有朋友说我们这是“狮子搏兔”，花这么大功夫只做了一个附录。但我们觉得这项工作很重要，通过索引，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柳亚子在港的交游圈，以及战时香港的情况。
以诗纪史：日记式记录战时流亡的居港岁月
羊城晚报：柳亚子居港时期几乎无日不吟咏，平均每天创作四首，您怎么看待他这种“日记式”的写诗方式？
宋 浩：这是柳亚子一种记录日常的方式。别人用日记写，他用诗写。对柳亚子来说，写诗就是最方便的表达方式。这就好比，我们觉得发微信最方便，但他觉得写诗最方便。所以《图南集》中的诗歌以纪事为主，文学性的表达反而不那么多，史料价值更高。
我觉得这种记录式的写诗更有意义。诗已经写了几千年了，情绪表达大多是重复的，但事件总是当下的。甚至可以说，柳亚子的诗歌带有一种“新闻性”，它记录着当天发生的事情，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时代大事。
除纪事外，《图南集》中柳亚子有诗句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鲜明地袒露了他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转向。所谓“以诗纪史”，如果我们把《图南集》当作1940年底至1942年初的香港“文化抗战史”，也未尝不可。
羊城晚报：《图南集》反映了柳亚子居港时期怎样的交游网络与日常活动？
宋 浩：柳亚子身份特殊，是各方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他的处境，正如他所居住的“羿楼”，与杜月笙、许世英的住所三栋比邻。
柳亚子在关于抗战时期的文章《八年回忆》中，称香港这一年多的生活是“哑铃式的香港”——“我初到香港的时候，精神很兴奋，到了明年三月，衰弱起来，而下半年一交九月，则又转变为兴奋”，“两头热烘烘，中间冷清清”。
在这段“热烘烘”的时期中，他与多方人士往来交集，如国民党左派的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等；共产党人夏衍、乔冠华等；流亡香港的文化人士陈寅恪、冼玉清、端木蕻良等；香港本地文化人士许地山、陈君葆等；南社旧友杨云史、杨千里、邓尔雅等；北洋旧政客张一麐，等等。
除了交游，柳亚子参与的文化活动也很多，如参加文协香港分会、新文字学会，与叶恭绰等整理《广东丛书》、出版南明文献，与陆丹林等寻访宋皇台。
因此，纪事、酬答是《图南集》的重要内容，忆旧之作也不少。他不仅记录了自己居港期间几乎所有的活动与日常生活，也记录了周围人的动态。索引中，我们还对诗中出现的香港地名、场所等进行了注释，许多地方今天依然存在。
“向南开一口窗”：香港何以成为文化抗战大本营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柳亚子居港时期是“两头热烘烘，中间冷清清”。这“中间冷清清”指的是什么？
宋 浩：《图南集》截止于1941年5月28日，中间有一段创作的“空白”，直到这年的9月份柳亚子才重开笔墨。这段“空白”是柳亚子政治转向的一个关键节点，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脑疾”发作，我认为这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蛰伏。
羊城晚报：为何说“《图南集》是柳亚子前半生的绝唱，此后开始了新我的生活”？
宋 浩：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爆发。柳亚子与宋庆龄、何香凝、彭泽民向国民党重庆当局发表宣言，反对“围剿共产党”。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于4月2日的八中全会上开除了柳亚子的党籍。
皖南事变后，柳亚子接连写下多首诗作表达态度。《图南集》中就有1941年2月11日所作：“男儿自分殉沙场，抗战何愁岁月长。只是阋墙成痛哭，江南一叶涕纵横。”这首诗明确为“皖南事变”而作，诗中引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表达对事变的痛心和对叶挺命运的关切。
《图南集》写于形势最复杂的时期，也是柳亚子交游最广、接触各路人马最多的时期。此后，柳亚子的政治倾向便完全转向中共一边。这个转向，与当时许多文化人的转向也颇为一致，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文人抗战心路的一个镜像。
什么是“文化抗战”？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来说，能够不同流合污、保持气节，已经很了不起了。能不妥协，就是一种抗战；如果同时还能在文化上做保存、研究之事，那就更难能可贵。
柳亚子不仅没有妥协，流亡香港，而且在那段“乞食南来，誓不请客”的异常潦倒日子里，还在整理南明史料、参加文化活动、为报刊撰写文章、调查古迹。
他做到了，当时的许多文人都做到了。而柳亚子能够再进一步，身为国民党中央监委委员，敢于在政治上发声，不惜被开除党籍也要发声，那便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了。
羊城晚报：您觉得抗战时期的香港，对于内地的流亡文人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宋 浩：陈君葆的学生小思女士说得特别好：“翻阅香港的历史，不难发现在祖国最危难的关头，它往往能提供某种存活的机会，让祖国向南开一口窗。”
在我看来，抗战时期香港的地位，与“孤岛”上海、“大后方”重庆不相上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为大家提供了生存和活动的空间。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图南集》除了学术价值，还能让我们了解那段历史，了解香港对抗战的贡献，了解香港曾是我们抗战的“大本营”之一——文脉在那里得以留存。
羊城晚报：您决定参与《图南集》的创作、整理工作，初衷是什么？
宋 浩：一直以来我有全面梳理港澳文献的想法，与当时岭南古籍出版社的柏峰、张贤明等老师的想法不谋而合。港澳文丛的总体设想是全面梳理港澳学人、寓港澳学人以及与港澳文化相关的文献。《图南集》成为该丛书的首部作品，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一份使命。
长期以来，港澳地区积淀了大量兼具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珍贵文献，但这些文献大多散佚民间、未被系统整理，甚至部分已濒临失传，未能发挥其应有的文化效用，这是中华文脉传承中的一大遗憾。
“港澳文丛”系列的初衷，正是对这批公认的已佚、散佚文献进行系统性抢救、梳理与出版，让这些承载着港澳历史记忆、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献“重见天日”。
未来，“港澳文丛”系列会继续推出更有价值的读本，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整理与创作，为港澳文献的活化利用、为中华文脉的赓续传承尽一份力，也希望借助这套丛书，让更多人了解港澳的历史文化，进一步深化内地与港澳的文化联结，彰显港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独特价值。
文 | 记者 熊安娜 通讯员 孟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