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家长们：本学期班费已告急，还有物理资料、打印费等未结算，学业重，后续还会购买学科资料等，现二次预收500元/人班费。”
1月20日，早上10点多，家长群弹出上面的消息。看清消息后，王洁只觉得无奈，这已经是儿子班级第二次收班费。她发现，儿子升上初二后“班费就越来越高”。
她和儿子在成都，初二刚开学，班里就让每位家长交了1000元的班费。在王洁印象里，这笔钱通常“一学期还没有结束就没了”。钱用完，家委会催缴，家长们又得再掏钱。
“基本上一学期1500（元），有时候一学期2000（元），每个学期都要。”她回忆，“一年要交三四千的班费。”
交高昂的班费，并非王洁儿子班级独有的现象。这些年，班费屡屡引发争议。2026年2月，重庆渝中区一位家长举报称，学校某班级家委会在两年半里，向46名学生收取了18.18万元班费。
尽管当地教委迅速介入，而后指出班费结余几千元，绝大部分用于学习资料和文体活动，并责成清退结余，但“全体家长同意”的班费，仍刺痛了不少人的神经。
公众的疑问并未消散：为什么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国家三令五申严禁乱收费的今天，家长们的钱包依然捂不住？
家委会为何会出现，又为何成了家长的“糟心事”？
家委会，这个本应成为家校合作桥梁的组织，近年来却频频引发争议。家委会为何会出现，又为何成了家长的“糟心事”？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雷望红副教授指出，家委会不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传统机构，而是随着教育环境的变化应运而生的产物。
在她看来，家委会的出现和两个背景密不可分：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格外强调禁止公立学校收取班费、活动费等各类财务费用；另一方面，上级部门对学校的检查和要求更加严格，带来了各类新增工作，因此就需要家长配合学校完成琐碎的家校沟通工作。
然而，家委会的运作中包含家长、老师和学校之间的微妙平衡。
而实际运作中功能异化的家委会被雷望红分为两种类型：谋利型家委会和负重型家委会。
“谋利型家委会是指家长为了争取老师对孩子的关注度而进行竞争，利用其在家委会中的公共身份跟老师保持紧密的关系。”雷望红解释道，这些家长会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诉求融入到家委会这一公共组织中，不仅会损害其他家长的利益，也会破坏家校之间的信任关系。
负重型家委会则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学校承担的工作，“有些学校的晚会完全由家委会进行组织，老师几乎不参与。家长不仅要设计节目、购买物资，还要动员其他家长一同参与。”这种类型的家委会负担沉重，甚至会影响到家长的日常工作。
在雷望红看来，两种家委会都偏向于私利：谋利型的家委会偏向于家长的私利，负重型的家委会偏向于学校的私利，这都不符合家委会设立之初应承担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精神。“家委会的职责是协助学校，而不是取代学校或为个别家长服务，任何一方逾越权限都可能带来良性运转的失衡。”她说道。
据中青评论报道，针对谋利型的家委会，不想被“吸血”的家长还应加强联系与合作、更积极地参与家委会的日常讨论与决策，运用集体的力量对这些想要擅自做主的人展开监督，如果多数家长能够团结起来，不被动地“配合”这些有私心的家长，他们的如意算盘自然没那么容易打响。反过来说，如果其他家长对家委会事务不太上心，发现“被坑”后才各自为战，自然容易成为被少数家长“揩油”的对象。
相比之下，“负重型家委会”可能更难对付一些，因为这类家委会的“幕后主使”不是少数家长，而是某些不愿承担自身责任、试图“甩锅卸责”的教师与学校。这类家委会承担了大量学校的职能，“有些学校的晚会完全由家委会进行组织，老师几乎不参与。家长不仅要设计节目、购买物资，还要动员其他家长一同参与。”以至于许多家长的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在这种家委会中，所有家长其实都是被裹挟进来的“受害者”，而且考虑到自家孩子在学校的处境，家长们往往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遑论监督或反抗。要破解这类家委会的套路，还需要各地教育主管部门有所作为，主动发挥督导、惩戒的职能，想方设法为广大学生家长打通举报渠道，严惩那些不负责任、滥用家委会的学校与教师，形成震慑效应。长此以往，校方才会逐渐不敢再让家委会替自己“负重”。
客观而言，家委会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不时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这一机制同样有难以取代的正面价值，因此仍有存在的必要。从设立初衷来看，家委会机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打破学校和教师在校园教育工作中的绝对主导权，为学生家长提供必要的发言权和主体性。
想要有效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家长群体建立起“共建共治”的共识，避免少数“积极分子”垄断家委会，另一方面也需要限制校方和教师在家委会中的角色，防止家委会沦为学校的“派出机构”。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南风窗、爱济南客户端、央视网、中青评论微信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