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刘志勇 曾育文
“金村”对中国考古学意味着什么？
4月11日，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教授做客“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徐坚以“金村寻踪，重构消逝的东周王陵”为主题，系统梳理了金村文物流失海外的前因后果，并分享了他多年来对金村文物的深入研究。
“我们追索金村文物、开展金村考古，最根本关心的是中华文明在东周时期的关键转型。我们希望通过金村文物和考古，点燃探寻的火把，照亮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天空。”徐坚说。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追溯“金村”
考古学究竟做什么？我想从一个遥远的起点讲起。
1875年，西班牙北部山区的一处洞穴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四年之后，一位考古学者带着他的女儿走进山洞。小女孩突然喊：“爸爸看，上面有牛。”画面被照亮的那一刻，成群的野牛浮现在洞穴的四壁和穹顶上。那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制的岩画，是一群不知其名的“艺术家”，以我们所无法全面知晓的动机和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技法绘制而成的。这个时刻，被认为是推动旧石器时代艺术被纳入现代考古学视野的关键发现。
这个洞穴叫作“阿尔塔米拉”。今天，有一家专门出版考古学著作的出版社正是以它命名。
考古学工作就是这样。我们从一些“小切口”出发，最终将揭开历史的天穹。我今天要介绍的“金村”也是如此。我们也希望发现深处的“野牛”，并点燃火把，照亮整个历史天空。我希望通过寻踪“金村”，照亮中国文明进程上一个没有被充分关注、甚至有点被低估的时代。
如何追溯“金村”？我想借用人类学中的“深描”方法。它是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出的。什么是深描？当你在白纸上迅速勾勒线条时，形象是模棱不定的，只有不断地皴线、涂色，去丰富主体的描绘，尽力复原它周遭的环境，画面全景才会最终清晰呈现。
追踪“金村”就是如此。从浮出水面的金村遗宝开始，寻找它们的来龙去脉，回溯其生产历史，再回到洛阳城外的金村，回到当年精心聚集它们、使用它们的人之场景。这时，金村遗宝将折射更为壮丽而宏大的文明场景。
考古学不是行为意义上的发现之学，不是专门去寻找那些存留至今的只言片语；考古学是知识意义上的发现之学：即从那些蛛丝马迹里复原文明的片段。
“金村”初现
金村本是洛阳东郊的一个小村庄，20世纪20-30年代因为出土了大量制作极其精美、艺术成就极高的文物，让全世界的中国古代艺术收藏界和研究者为之一振。
现藏于日本永青文库的一面错金银狩猎纹铜镜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金村遗物。战国铜镜大量出土，带有错金银工艺的铜镜不多，仅见于极少数高规格场合，而这一件技艺极其精湛。从地图上看，金村位于邙山南麓，洛河北岸，是传说中背山面水的风水宝地。“北邙山头少闲土”，伊洛平原是中国历代王朝都城最密集分布的区域，从二里头到隋唐洛阳城，历代帝王将相、高官贵胄都希望埋葬在这里。金村村外东面，很可能就是公元前6—3世纪东周王朝的王陵区域。
1928年至1932年，在外界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金村发生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盗掘。
1930年，一些据说是出自金村的文物开始浮现在市场上。所有人都在追问它们来自哪里。在哈佛大学的温索普档案中，我看到一份文件。1930年12月，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的纽约代表的来信里第一次提到，他们提供的文物来自一个叫“金村”的地方。其他收藏家，比如中国收藏大家刘体智，大约也在这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金村文物很快流向全世界，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们有的在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有的在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有的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1935年，伦敦举办了一场规模盛大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此次展会由中外合办，中方主要调用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藏品，外方则由各大收藏家提供展品。正是在此次展会上，金村声名大噪，不仅展现了错金银铜器和玉器在其时的巅峰工艺，也成为东周考古学的关键标尺。
故事本应到此结束，因为20世纪20年代发生这类事件太常见了——整个发掘过程无从知晓，待外界知晓时，文物早已流散世界各地。然而，转折突然出现了，使我们有机会去追寻和拼缀“金村”。
混杂的“金村器群”
1934年怀履光出版《洛阳故城古墓考》，记录了出自金村的大约六类389件器物；三年后，梅原末治在京都出版《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公布了大约七类238件器物。两者合计，大致形成600多件的“金村器群”。
此后，高本汉补充了在欧洲的大约40件文物。此外，温索普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山中商会和卢芹斋收集了大笔精美的中国古玉，后来捐赠给哈佛大学美术馆，目前哈佛大学藏有100多件代表战国时期至高工艺水平的玉器。至此，我们得到了总数约800件的“金村器群”。
我们可否获得更精确的“金村”呢？问题恰恰由此开始。依靠什么标准判断离开了原本出土环境的器物是“金村”？是否有原本不属于金村、却以“金村”之名被收藏的器物？是否有真正的“金村”一旦孤立出现时，就无法辨识？
实际上，依据市场传言确认的“金村器群”是个混杂的概念，包含了多种来源、多种风格和多种年代的器物。
我们试着开始建立一个经过严格甄别、确凿无疑的金村文物库。我们满世界走访博物馆和收藏家，逐一检查被宣称为金村的文物，也重新检查根据档案有可能源自金村的文物，尝试从艺术风格和技术特征角度，辅以流传史资料，细致辨别出“金村”。
我们精心建立更为全面、多元的金村文物数据库，从外到内全面采集信息，从常见的照片拓片，到X光、CT扫描、金相成分分析等手段。包括记录文物的交易历史，涵盖往来信函到账单，以及入藏以来的展览和研究信息。在此过程中，我们希望为每一件“金村文物”建立专属档案，形成一个庞大而全面的金村数字文物资源库。
甄别的复杂性
大众媒体通常认为，保存在中国的金村文物仅有三件。如果指1928-1932年出土的金村文物的话，这一说法还不准确，只有两件可被确认。
第三件为什么存疑？洛阳博物馆有一个专门的展示空间，陈列着一件巨大的盖鼎。它看起来平淡无奇，这“东周时期铜鼎”无论形态还是纹饰都趋于平淡，它的不凡之处是体量巨大，高约60厘米，直径也有约60厘米。这件盖鼎出土于20世纪50年代。虽然其出土地点是金村，但与1928-1932年间流失的金村文物之间并没有确凿无疑的直接关联。
真正意义上的两件逃脱流失命运的金村文物中，一件是南京大学博物馆的青铜尺，这是目前中国所见年代最早的尺，符合周代相关规制。
另一件是令狐君嗣子壶，出自金村应该没有疑问。铜壶一般成对使用。当年怀履光购得一件，现在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另一件曾由卢芹斋经手，流散至海外，1947年，青铜器专家陈梦家回国，着手为清华大学征集文物，卢芹斋承诺提供帮助，陈梦家点名希望卢芹斋捐赠令狐君嗣子壶，于是这件壶从国外重新被运回国内，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当然，我们在辨认金村遗物时会遇到不少问题。有些初看起来是“铁证”的证据也存在各种复杂情况。
比如“精彩”的艺术品会干扰判断——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的镶嵌玉玻璃饰就是一例。这件器物初看起来貌似是一面铜镜，但背后的铜片是后期添加的，而且圆形铜片的来历不可知。而正面的绹索纹玉环应该出自金村，类似的玉环已经在洛阳的其他东周时期大墓中出现。玉环里面则是在东周时代贵如今日爱马仕的舶来品——琉璃珠。蜻蜓眼式琉璃珠在洛阳的东周大墓中也广泛可见。因此，虽然是后期拼凑，但玉环和琉璃珠都是来历清晰的。
在如何谨慎对待孤品问题上，日本永青文库藏错金银狩猎纹铜镜也是重要个案。迄今为止，装饰了斗兽武士形象的铜镜，仅见这一件。它的狩猎纹，左边是一只身体扭曲成S形的老虎，右边是蹲跪在马背上的武士。无论是主体纹样，还是用作间隔的反身动物纹样，都不是中原风格。非中原风格的铜镜出现在洛阳的东周天子墓葬中并无不妥，只是目前为止，在这种纹样格外流行的中亚一带，也没有见到类似的案例。
任何时代的艺术都一定受到时代、地域和人群的影响，这也是艺术史上所称的“风格”之形成原因。我们从最稳妥的收藏出发，比如怀履光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购得的数笔器群、20世纪30年代经过可以多方证明的可靠渠道离散的收藏，结合最近半个世纪在洛阳东周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器物，可以得到一个风格意义上的“金村器群”。
尽管我们可能剔除掉某些原本被认为是金村的器物，也可能因流传史证据或艺术风格证据，添加某些此前没被认出的“金村”，得到一个可能比之前更精确、更大的金村器群组合，但如果我们就此止步，那和来自金石学或器物学的一些前人没有区别。这不是考古学的目标，甚至没有充分发挥考古学的潜力。
回到金村现场
穷尽就物论物的方法后，我们得到“金村器群”，但还存在疑虑——如果我们想透过金村器群了解它们背后的人物和社会，怎么办？那就需要回到金村。
金村，可能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的周天子的墓葬区。对于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而言，金村仅是王陵区之一。实际上，金村一带可能位于东周时期成周城范围内，接近翟泉区域。
就在这片土地上，过去半个世纪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1962年曾在城东北发现一座甲字型大墓，规制与怀履光报道的东周大墓一致，而位置在两排大墓南侧。更靠西南侧的阊阖门附近也发现过两座东周时代的甲字型大墓。这表明，成周陵区的王陵数量可能超出怀履光报告的数量，这也更符合敬王之后、赧王之前的周天子世系数量。
金村也是汉魏洛阳城的核心区域，传说中1928-1932年盗掘的8座大墓的区域，就是后世的武库、太仓一带。
2022年初，洛阳金村东周王陵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重新启动。此次考古调查工作采用了钻探和遥感并行的方案。通过较为密集的钻探，揭示出东周王陵的积石积炭、棺椁并存、墓葬彩绘等特征，与早期记录以及洛阳一带东周墓葬的发掘所见一致。同时，我们在金村做了多种具有前瞻性的遥感探测，尤其是超导电磁探测技术，进一步证实了大墓的形式与埋藏特征。目前很清晰的认识是，金村王陵区比我们所知晓的更大、更丰富，金村王陵虽在1928-1932年遭遇盗掘，但目前仍然有迹可循。
流散天涯的器物，其原本组成应是怎样？分别被放置在哪里？一个接近原貌的东周王陵应是什么样子？这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也许，这里未来可以打造一个融合不同文化遗产的全新概念博物馆，类似分层的地铁站，能在保护汉魏洛阳城的前提下，向下深入到更古老的文化层。如果寻找和甄别金村遗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那么在金村还不妨建成一座实物和数字影像结合、遗物与遗迹复合、保护与展示统一的新型博物馆，把全世界可能采集到的金村文物的实物和数字版本，放置或投射到十多米深的金村大墓中，完整再现它们当年的物质组合、空间位置和埋藏过程。
研究金村有意义吗？答案是肯定的。金村所处的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之一，是从上古中国向经典中国转型的关键阶段，是秦汉制度的奠基时代。我们认为，金村就是那个时代最中心的舞台。这就是研究金村、也是所有考古工作真正的意义所在——让后世子孙知道自己来自何处。
现场问答
观众一：现在考古学与地质学、历史学、生物学等很多学科都有交叉，在科技日新月异的背景下，考古领域目前有哪些前沿工具？
徐坚：说实话，非常多。考古学是一门非常开放、乐于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而探索自身边界的学科，我也许知晓考古学已经采用过的技术和方法，但今天真正最前沿的科技，还真不可预期呢！
二战后，考古学为了推断绝对年代，采用放射性元素半衰周期断年方法；此外还有X光、CT等透射成像技术，以及各种成分分析技术。考古学还借用生物学中的基因技术研究物种起源和扩散问题，也用动物学和植物学技术研究人类生存环境和生计资源组合问题。
当下，考古学积极和大数据模型、AI相结合，解决数据处理等问题，比如陶片瓷片拼对、器物排队等。说不定下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技术，正在一条我们预测不到的路上向我们走来。
观众二：普通人看文物，往往会首先关注它的美感。文物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大众的审美？
徐坚：文化遗产承载着文化纵向的传统和时代横向的风格。纵向稳定的传统和横向随时势而变的风格，塑造了争奇斗艳的文物和艺术。比如金村考古，无论是数百件文物还是数座大墓，都不是终极目标，值得关心的是那个时代以及中华文明在那个时代的转型。我认为秦汉以后的中国，根基就长在这片土地上。一方面，无论我们是沿用“旧瓶”还是制造“新瓶”，流淌的依旧是相对恒定的“酒”。另一方面，金村也在尝试制造“新酒”，这其实给当下的我们提供了思路：我们可以怎样造“新”？
如果2000多年前的艺术审美和当时的创新依旧能带来震撼和启示的话，我们可以做出哪些符合“变与不变”原则的尝试？在地面上做个全息投影的影像博物馆？或在这个“博物馆”里开一场麦田音乐会？这都值得想象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