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下称“四普”）实地调查验收工作在深圳市启动。
在如此年轻的城市里，能找到多少历史文化遗存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跟着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本次验收专家组组长吉笃学参加了此次实地验收工作。
“一眼断代”的本领
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平均人口年龄不到33岁。在这片土地上，吉笃学已经深耕了近20年。
深圳福田区的沙嘴遗址在四普登记表中被标注为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专家组一行在河边踏勘时，吉笃学偶然捡到一块石头，他当即判断，这可能是一件石锛的刃部残片，它的年代可能与所登记的时期相符，大致就在商周时期。但随后，他在树下又发现了一块小瓷片，大约只有两厘米见方。
瓷片虽小，却有清晰的工艺痕迹。“它内壁带有几道小的凹槽，应该是陶坯没有干的时候，手工在上面划出来的。它的外壁粗糙，还有刮擦的痕迹。”吉笃学一看便说：“这应该是明代嘉靖万历前后的遗物。”
在场几位专家非常惊奇：“你怎么知道？而且还能精确到嘉靖万历前后？”
回到车上，吉笃学打开电脑，调出两张图片。一张是他曾在大鹏所城考古发掘时，从明代嘉靖万历地层出土的一张刻槽盆照片，另一张是他搜集到的明代沉船出水的类似器物图片。这一对比，对瓷片的年代疑惑解开了，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也暗示着沙嘴遗址可能经历了不同时期的人类活动。
吉笃学这“一眼断代”的本领如何炼就？还要从18年前说起。
以大鹏所城为断代标尺
吉笃学是北方人，硕士和博士的研究方向以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主，求学也始终在北方。2007年，他随家人来到深圳，恰逢大鹏所城修缮保护项目启动，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就此展开。
从2008年到2010年，吉笃学担任大鹏所城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当时的大鹏所城是深圳唯一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核心是21处全国重点文物建筑。但谁也没想到，地底下埋藏着更丰富的文物。
“经过两三年的考古发掘，大鹏所城地下出土的青花瓷器数量多到惊人。”据吉笃学说，他自己求学时做的都是史前考古，对明清瓷器并不了解，论断代水平，可能还不如技工。“人家指着瓷片说‘这是明代早期的’，我只能在旁边听着，也不知道对不对。”
更让他困惑的是，在他研读青花瓷领域泰斗张浦生的《青花瓷器鉴定》时，发现书里确定的瓷器年代，和自己从地下发掘出土的瓷片“对不上号”。
“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怀疑技工的发掘出了问题，就叮嘱他们挖的时候仔细一点，地层千万不能乱。”但后来，吉笃学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如果地层没问题，会不会是老先生搞错了？
他开始反复比对实物与文献，逐渐发现，当时国内青花瓷器的鉴定体系还不完善，许多断代结论缺乏扎实的实物体系支撑。一个念头萌生了：“既然没有体系，那我就自己建一个！”
据不完全统计，大鹏所城出土的瓷器残片多达10万件，时代从明代早期延续到清代中晚期，是目前岭南地区青花瓷器最为集中的发现。
吉笃学意识到，这对研究深圳600年的海防史有重要价值，以此为依据，还可以排列出中国明代到清代中晚期民窑青花瓷器的基本序列，年代很清晰，甚至可以作为断代标尺，“在没有纪年的情况下，想知道这件瓷器的年代，只需要对照大鹏所城的地层就可以了”。
于是，吉笃学从大鹏所城出土的瓷片入手，一件件拍照、记录、存档，开始了漫长的瓷片数据整理和收集工作。
用15年“笨功夫”建陶瓷数据库
在建立瓷器数据库的过程中，纪年墓是关键的“参照系”。吉笃学解释：“想判断一件瓷器的年代，只要知道某座纪年墓里出过类似的器物，年代就有了参照。”他从元明清瓷器入手，花了三年时间，梳理完全国所有已发表的元明清纪年墓资料。
做完之后他发现，宋辽金时期的瓷片还是不认识，于是又花了两三年时间往前推进梳理。但对汉代、六朝、唐代等瓷器还是陌生。他干脆下决心，从西汉开始，全面梳理中国陶瓷的发展脉络。
这一做就是15年。他梳理了全国2800多座纪年墓的资料，收集了全球范围内出土中国陶瓷的160多艘沉船、200多个窑址的资料，初步建立起一个包含26万张照片、时间跨度从西汉到清代的陶瓷数据库，同时还积累了青铜器、石刻、壁画、陶俑等数据。
他笑着说：“好多人说我傻，别人不想干的活我都在干。最夸张的一次，整理一座墓葬的资料，里面有几百件陶瓷器，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每天一点点扫描、截图，和存档。”
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库里数据的不断增加，这套系统的“威力”日渐显现。对于任何一件新发现的文物，只需要与数据库中的器物进行比对，吉笃学就可以快速锁定它的年代。
他还想用这套“笨功夫”，实现一个梦想：“我希望建立一个大的体系，来建立中国的物质文化史。”
吉笃学相信，在AI迅猛发展的今天，这项工作的价值会更加凸显。“可能两三年内，我会把这些数据进行转化与应用开发，或接入人工智能系统，这将大大提升文物鉴定的效率。任何对文物感兴趣的人，都能快速检索，了解文物本身的面貌，以及它背后的故事和内在价值。”
“80后”文物进入保护视野
“总结起来，深圳有7000年的古文化史，1700年的城市发展史，600多年的海防史。”吉笃学说。
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深圳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达1945处。其中，一些“80后”文物日渐进入保护视野：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孺子牛雕塑、前海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等，不仅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地标，还都纷纷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改革开放蛇口史迹文物主题游径”还被列入“2024年度优秀文物主题游径”榜单。
吉笃学解释道，从三普到四普，文物的内涵与外延是不断拓展的，“昨天的东西，只要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就可以成为文物”。
改革开放文物正是深圳特色。早在1985年，深圳博物馆就成立了特区研究部，专门聚焦改革开放相关的研究。“随着深圳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这些‘80后’文物很容易被忽略。”吉笃学表示，它们虽然年代不远，却是深圳从边陲小镇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见证，承载着特区建设初期的集体记忆。
他还透露，深圳正在推进申报以改革开放为题材的历史文化名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住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忆。
作为一名考古研究者，吉笃学深知，对于文物，研究、保护之外更需传播。未来，他希望更多市民能参与到文物保护的行列中，通过考古研学触摸历史，借助科技手段，在博物馆里再现历史情景，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深圳的文化，感知这座城市的厚度。
文｜记者 周欣怡 通讯员 粤文旅宣
视频｜林清石 周欣怡 麦宇恒 实习生 潘思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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