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图/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邓鼎园
每年清明前夕，高敏都会和遗体捐献者家属一起到深圳东部的大鹏湾，送“无语体师”们最后一程，今年也不例外。
遗体捐献者又被称为“无语体师”，在抵达生命的终点前，他们选择将自己献给医学事业。作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肩负着捐献者们生命最后的托付。很多人在生前就决定，完成“无语体师”的使命后，将骨灰撒入大海。
“有海的地方就有思念，有水的地方就有亲情。在这里，我们一起向我们的亲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恩。”3月下旬，天气晴好，海风轻拂，伴着高敏的话语，捐献者家属和医学生们将寄托着思念的花瓣撒向湛蓝的海面，深深鞠躬。
“高姐很操心的”
“昨天晚上没有出门，就算是休息了。”送别“无语体师”这天，高敏清晨5时许就出门了。从罗湖的家到深圳市殡葬服务中心，高敏需要换乘一次公交。前几年常背的双肩包坏了，高敏就在双肩各背一个帆布袋，里边装着要交还给捐献者家属的火化证明等诸多文件资料。
7时许，捐献者家属陆续赶到。高敏把厚厚的一沓资料交还家属，还多叮嘱一句：“你们身体一定要好好的。”有家属看到高敏已经出了汗，递给高敏一张纸巾。
高敏和捐献志愿者及其家属相识多年，对家属来说，高敏是那位让人安心、捋顺一切的人。2019年，柴先生的父亲在去世后捐献了遗体和角膜。柴先生说，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生前时常向高敏请教，捐献后能为医学做哪些事儿。柴先生记得，当年高敏还是一头黑发，如今她的白发多了。“高姐很操心的。”几位捐献者家属说道。
从深圳市殡葬服务中心到码头的路上，高敏还在打电话联系工作人员。头一天晚上，有捐献者家属和高敏说，想将父亲葬在吉田墓园的“光明树”下。那是三棵郁郁葱葱的古榕，上百位角膜、器官和遗体捐献者长眠于此。海葬结束后，高敏便陪着这位家属安葬父亲的骨灰。即便只有一位捐献者的骨灰、一位家属前来，高敏仍然为这“最后一程”准备了悼词。她还分别走到三棵树前，深深地三鞠躬，就像是来见老朋友一样。
因“死亡”结识莫逆之交
高敏和这份工作的缘分，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
1999年，深圳大学教师向春梅在弥留之际向深圳市红十字会提出捐献眼角膜。“原来人在离世后，还能为社会再做点儿什么。”深受触动的高敏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2005年，高敏作为志愿者，在深圳市红十字会值班接听来电，一位湖北母亲来电求助称，女儿遭遇车祸离世，希望能捐出女儿的器官、让她继续“活着”。高敏辗转联络，在当地医院和病人家属的配合下，女孩的捐献让3位少年重获新生、4位患者重见光明。
2007年，我国出台《人体器官移植条例》，高敏成为深圳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协调员，一做就做到了现在。
这些年来，高敏已服务数千位志愿者完成身后遗体、器官、角膜的捐献意愿。他们的年龄、教育背景各异，但看待死亡有着同样的豁达。在长期的沟通与相处中，高敏和很多捐献志愿者成为莫逆之交。
“小高，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都是无神论者。‘死’这个字，自古以来三皇五帝、文武圣贤都难避免，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交给你办，我都放心。”
“小高，以后，我们在南海再相聚。”
……
因为关于“死亡”的使命而相识，高敏和捐献志愿者们都更加明白，要好好活着。“只有好好活着，才可以继续献血、做更多的事、完成更多人的托付。”高敏说。
曾有捐献志愿者问高敏，怎么逢年过节也不打个电话问候？高敏笑着反问：“你说我怎么问？问您资料都签了这么多年，准备啥时候捐？”对方也反应过来，高敏说得没错。“你不给我打电话，你亲属不给我打电话，就是好消息。大家都健健康康的，这就是我的心愿。”高敏的话语朴素且真诚。
鲜少平静的深夜
高敏的手机24小时、365天在线，手机电量低于80%就会充电。无论白天黑夜，她随时能答疑解惑，随时都做好出发准备。
对她来说，一个平静的深夜十分难得。凌晨响起的电话，大多意味着她要立刻出发，或是赶往捐献者家中、协助家属办理遗体器官捐献事宜，或是赶去医院、见证捐献的全过程。
面对六神无主的家属，高敏一边安抚，一边告诉他们怎么做，一句“我也在过来的路上”，让家属安心。路上，高敏就开始多方协调，要为不同的情形做好尽可能周全的准备。高敏告诉记者，一切都是为了尽快把捐献者的遗体接到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亲属不用长时间面对（逝者的遗体），他们心中的悲伤、无助和痛苦就会少一些。”她说，要尊重亲属的一切意愿，不能让逝者有任何不适，“因为在我们心里，他其实还是活着的。”
对生者来说，高敏是可以诉说心事的人。高敏记得，有位捐献者家属凌晨打来电话，“爱人给我托梦了”。这位亲属的爱人捐献遗体已经一年多，高敏就安抚着他。过了一会儿，这位家属又打来电话，对刚才不妥的表达道歉，请高敏别往心里去。高敏知道，这位家属只是心中难受，需要的是陪伴。只不过，对高敏来说，这一夜就很难入睡了。
对一时冲动“想不开”的人来说，高敏或许是那个“拉一把”的人。高敏曾在深夜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年轻人说自己想做点好事、捐遗体器官。高敏知道，年轻人或许是遇到了人生的坎，就做起知心大姐陪着聊天。挂了电话后，高敏又拨打110，拜托警察再去确认年轻人的情况。
白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处理，如何“补觉”？高敏说，自己坐公交时能迅速进入睡眠状态，需要“补觉”时就定个闹钟。到站之后或者电话响起，她就能迅速切换到工作状态。
“蓦然回首，或许是爸爸在看我”
高敏肩上有上万份托付，其中一份是父亲的。2023年8月，高敏的父亲高连云突发心功能衰竭去世。作为女儿，高敏的心是痛的；可作为一名协调员，高敏告诉自己要克制：“因为他既是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捐献志愿者，还是一名老军人、老党员，他最后的心愿，我必须要帮他完成。”
“到那里，我就知道，他（父亲）在那边。”距离越近，高敏心头的锯齿刺得越深。这里不只有父亲，还有她多年来的莫逆之交。
“老爸，你要好好的。你在这里和大家好好休息，好好聊你们共同关心的话题，我又要去忙了。”面对“无语体师”，高敏郑重地90度三鞠躬，脚步匆匆地离开。
高连云捐出角膜，帮助了两位眼疾患者。“可能蓦然回首，有一双眼睛，那是爸爸在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高敏说。
高敏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有时一天就要在罗湖、龙岗、坪山、南山之间穿梭。有时忙起来，用酱油拌葱头配上馒头，就是一顿饭。
不确定的时间、高浓度的情绪，哪怕是除夕夜、年初一都会在路上……别人看来或许身心俱疲的生活，高敏甘之如饴。“很多人都说，多少钱都买不到一份信任，但是你看，我能集无数人的信任于一身，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我很富有、很幸福，也很快乐。”高敏说。
记者手记
身份之外，她的奉献依然纯粹
隔着文字，或许很难想象高敏语气中的爽朗。在采访中，我能看到，在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身份之外，高敏的奉献依然纯粹。
平日里，高敏每间隔两周就献一次血（机采血小板）。她的献血好友童姐说：“也就献血的时候能遇到她了。”高敏是深圳第一位献血达到400次的志愿者，她已经约好4月7日去献血，这将是她在深圳第495次献血。
高敏把献血形容为“被一个美丽的大蚊子咬了一口”。她算着，一年最多能献血24次，如果自己每次都献双份的话，就能救48个人。“能献血，证明我健康，我又能帮助别人，这很快乐。”从献血椅上起身后，她还去找第一次来献血的市民，分享一些小攻略，聊到高兴的时候，鱼尾纹里满是笑意。
随手把地面的塑料瓶扔进垃圾桶、帮上坡路的环卫工人推一把工作车、挪开压着盲道的单车……在她看来，这些和献血一样，都是举手之劳。
今年年底，高敏将迎来60岁生日。高敏说，觉得自己是15岁的心态。但因为15岁还不能献血，她又改口为19岁。“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还是很朝气蓬勃的。”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