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只有绿皮火车，买机票要凭介绍信的年代，能有机会下一趟广州，兴奋的程度不亚于现在出一趟国。地理和气候上的差别，使人产生了很多文化上的想象，坐一夜的火车就是想看看这种想象如何变成现实的图景。至于语言上的障碍，不仅没有吓退只会讲家乡话的群体，反而成为了他们改变生活的支点。
表面上看，“南下”的人们都是奔财富理想目的而来，实际上却不能排除对南方文化的想象，除了流通世界的粤语和“海外关系”，还有早茶、冲凉和长得很对称的棕榈树，它们之所以从文明或自然的概念一跃而成为了文化，就是因为人们缺少接触它们的现实条件，而装载它们的明信片、画册或电影却越来越密集地将它们的形象不断标签化。
此外，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声音，它从收音机里发出来，但它不是粤曲，而是字正腔圆的“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这八个音节的粤语在我们还没有学会说“牙医三岁”之前就已经会了，但仅此而已。后来的青年学唱粤语流行曲，用的就是这种模拟的方法，也就是能唱不能说，不能创造性地运用粤语进行日常交流。
我一直试图通过文字和画面把这种南风所带来的气味描述出来，但奇怪的是，这种愿望总是跟父亲的形象重叠在一起。他作为工厂的采购员，具体做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只知道他每次出差广州，都带回来一些“海味”十足的纪念品，珊瑚、螺号、贝雕什么的，就连给我买的图书也都是广州画家的作品，所以我很早就知道陈衍宁、汤小铭、林墉等人，甚至还站在县城的街边上看完了电视里播出的关山月的专题片。
高考刚一恢复，我就注定要考广州美术学院，这也完全是父亲不断地搬运广州或者南国的地理文化的结果。这么说吧，从父亲的生活习惯并不能看出广州带给他的任何影响，但他的目光却一直向着南方。而且，在他的并不狭窄的社交圈中，似乎只有他能够通过现实体验将南方变回想象。
我一定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这种能力。在我还没有到过广州的少年时期，就已经通过陈衍宁、汤小铭的连环画《无产阶级的歌》把广州与“国际”联系在了一起。
所以，从当年的广交会到如今的环市路、小北一带，我认为“国际”这个词可不是冠在任何事物上的夸张和愿望，而是真切的现实景观，象征着广州的开放和包容。也就是在这一带，我才闻到了一点珠玑巷以外的广味，也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南风的味道”，它在潮湿的云团中硬生生地贴上了沙漠的纹理，让我一下子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文、图 | 陈侗
统筹｜吴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