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诞辰125周年，独家专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希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熊安娜 实习生 李铮
12月初，纪念李金发诞辰125周年系列活动在广州、梅州两地相继展开。2025年不仅是“中国现代象征诗派开山鼻祖”李金发诞辰125周年，也是他的诗作《弃妇》、诗集《微雨》发表100周年，这意味着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崛起百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诞生百年。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独家采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金发诗歌研究专家陈希——
从“盗火者”到“点火者”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李金发及其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陈希：我在此次李金发诗歌学术交流会上提出，如果说胡适倡导的五四新诗革命是中国新诗的“第一次革命”，那么李金发在审美观念、诗学观念与审美方式上的变革，可定义为新诗的“二次革命”。
重新理解李金发，首先要从“影响到变异”的视角切入。过去学界普遍认为李金发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是“盗火者”。但更关键的是，李金发对象征主义并非单纯模仿和简单照搬，而是有自身的主体创造性——他不仅是“盗火者”，更是“点火者”。其次，李金发的诗歌确立了新诗审美现代性的路径。我们讲现代诗歌的现代性，包含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以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等诗人主要从启蒙现代性展开，而李金发则转向感性、个体与内在体验，形成对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批判，建立了一种审美现代性的方式。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先锋色彩与反叛精神，为新诗注入了珍贵的异质和活力。与五四新诗革命侧重语言形式的“新旧之变”不同，象征派诗歌引发的是诗学观念与审美方式的重构，是更深层的变革。
羊城晚报：如何理解李金发诗歌里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特质？
陈希：李金发在创作中明确提出要“调和中西”。他的诗歌里，很多题材、内容和意象都来自于中国古典诗词，如弃妇、残阳、微雨、长林、淡月、瘦马等。但他使用西方现代主义的手法来开掘古典意象，以“弃妇”为例，这一形象自《诗经·氓》起，是古典文学中的典型形象。李金发虽沿用了这一传统题材，却在表达方式与象征意义上突破了古典的范畴：不是写一个弃妇被抛弃，而是将其上升为一种人生的象征，并借助象征主义、通感、时空交错、虚实结合等现代手法加以呈现，从而赋予“弃妇”全新的象征意蕴。
在语言层面，李金发的诗作中常融入法文、德文等外文词汇，同时大胆采用客家方言。例如《不幸》中“一齐开张我们的手”一句，“开张”在客家话中即“张开”之意。若不熟悉客家语言的句式与习语，或许会感到他的语言略显突兀，而这正是他在语言上“调和中西”的实验性尝试。
抗战时期的诗学转向
羊城晚报：岭南文化对李金发有怎样的影响？
陈希：李金发生长于岭南，从小在岭南接受教育，具备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他的诗歌创作鲜明地体现出岭南文化“守正创新”的特质。“守正”在于扎根传统，融汇客家语言、山歌句式与民间题材；“创新”在于运用象征、通感等现代手法，拓展“审丑”等审美领域。他从相对闭塞的粤东山区走出，成为诗坛最先锋的探索者，他的创作实践体现了岭南文化既坚守本源又勇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内核。尽管当时外界对李金发的诗歌常有“语言不通”的批评，但在梅州，他的诗风却获得广泛认可与追随，这一方面也说明了岭南文化具备开放的胸襟与对先锋探索的包容。
羊城晚报：梅州被誉为“文化之乡”，黄遵宪与李金发是先后从此走出的两位标志性诗人。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承续关系？
陈希：在近代，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不同程度地倡导取法西方、革新诗歌。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梁启超则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这些主张与李金发后来的创作虽有一定精神上的关联，创新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但李金发与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影响关系。
李金发出生较晚，很年轻时便赴法留学，与他们并无直接交集。但从间接层面看，黄遵宪在语言形式上倡导口语化与忠于自我感受，康、梁在内容上强调 “新思想”“新意境”，这种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创新精神，对作为后来者的李金发应当有一定影响。
羊城晚报：抗战时期李金发的诗风与诗学主张，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陈希：岭南诗歌素有“尚得古贤雄直气”的传统。李金发早年以先锋象征派诗歌闻名，但抗战爆发后，他的创作方向发生深刻转变。他曾明确撰文表示“象征风头已过”，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高蹈的象征诗歌已不合时宜，应转向创作具有战斗性和现实关怀的作品。
据统计，李金发回国后至1937年间共创作五十多首诗；1937年后又写下至少十几首抗战诗歌，并创作了5篇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和叙事诗。作为中国象征诗派的先驱，他毅然投身于抗战文学的书写，其转变之彻底、态度之坚决，在当时诗人中尤为突出。并且在他的影响下，梅州地区一批原本追随象征主义的青年诗人，也纷纷转向抗战题材创作。
针对当时有关“抗战文学是否具备艺术性”的争议，李金发展现出鲜明的立场：救亡压倒一切。1937年于庐山受训后，他返回广州便写下《亡国是可怕的》一诗。抗战时期，他创作了《无衣的灵魂》《人道的毁灭》《青旗队的死》《可怜的青年》等诗篇，直接记录战争现实：或揭露日军的残暴，或歌颂军民的牺牲，或抒写战火下的苦难。这些作品一改以往象征诗派注重个人内心、风格忧郁颓废的倾向，转而鼓舞抗战热情，基调积极乐观，语言也从古奥难懂转向通俗直白。可以说，李金发是抗战时期诗风转变最为显著、创作实践最为彻底的诗人之一。
广东现代文学三特点
羊城晚报：李金发作为广东现代文学的重要个案，对今天理解广东文学提供了怎样独特的视角？
陈希：2023年，我领衔主编的《广东文学通史·现代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卷中，我们专辟了两章来论述李金发，在广东现代作家中篇幅是最多的。这两章的标题分别为《象征派先驱》与《现代派转向》，探讨李金发早年的象征派诗歌试验与抗战后的诗风转向。
之所以如此重视对李金发的重新评价，也是希望借此重新认识广东文学。实际上，广东文学中有许多被长期忽视的作家与作品，我们希望通过李金发这一线索，发掘那些被忽视的广东文学存在。广东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窄化和下降，而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径探讨，是中国文学的具体化体现。
以往学界对广东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部分了解有限，如今我们将其系统呈现出来，便可清晰看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广东与其他省份、地区相比，呈现出不一样的路径与面貌。广东很早就已出现了方言写作，涵盖粤语、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等，如欧阳山倡导粤语写作、廖恩勋写方言诗、彭湃编导方言剧目等。
总的来说，广东现代文学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雅俗文学互动共生，广东俗文学鲜活而富有生命力；二是新旧文学交织发展，五四新文学兴起后，旧文学往往被批判和否定，而冼玉清、梁宗岱等广东诗人仍坚持旧体诗词的写作；三是中西融合的创作实践，这一点在李金发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羊城晚报：李金发的一生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换，他的人生经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代岭南知识分子的命运？
陈希：以李金发为代表的第一代直面中西碰撞的岭南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基与传统文化修养，又在西方接受了最先锋文艺思潮的影响，最后将其转化、吸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李金发一生中多重身份的转变，的确有身不由己的成分。他一直渴望一个稳定的环境来安心创作，但当时动荡的中国社会，无法为他提供这样的条件。从李金发后来的人生经历中，也可以看到岭南文化的务实精神。他始终认为过好自己的家庭生活就很不错，只要不给社会添麻烦。广东人很会做生意，他受父兄经商的影响，后来在美国经营养鸡场，也走上了经商道路。
关于后期的文学创作，李金发在《答痖弦先生二十问》中写道：“自从三部诗集出版以后，很少作诗，因为找不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觉得有自欺欺人之嫌，写写散文较为轻松适意。自1971年退休以来，连写散文亦觉多事。”这段话也多少反映出他晚年的创作心境与选择。